吴越评水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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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他擅自决定。”
　　①　其实这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断章取义。其实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还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很“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也就是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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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3）
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的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这样评说：“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由文艺评论变成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开始发动起来。并从而发动过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凡是工农兵，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问是不是看过《水浒传》，一律要求“拿起笔来做刀枪”，“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直到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
　　毛泽东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浒》故事。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赞扬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四）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声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是“铁板铸定”，无法更改的了；再说，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严禁，就好像虽然我们不信宗教，但是为了看懂西洋小说，却不得不去读《圣经》一样。但是，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也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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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4）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中国今天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入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宗主”关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入主中原”，无疑是“侵略”行为。像洪承畴、吴三桂、施琅等人，无疑是“铁杆儿大汉奸”。今天施琅的后人施××教授愣说他的先人“施琅大将军”统一台湾有功，是“民族英雄”，这就无法叫人接受。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吴三桂给满清帝国打下了半个中国“有功”，更应该是“民族英雄”了。再往前推一步，假设中国当年被日本军国主义灭亡，若干年后，果然形成了一个内部统一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汪精卫是不是可以算是建立并统一了这个“共荣圈”的“民族英雄”呢？
　　同样道理，对于宋江等人，也不能用他们是否投降“朝廷”来认定他们的好坏，而是要看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百姓的好坏来判断。宋江等人大多数不是农民，他们在北宋末年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不去杀贪官、抗金兵，却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危害百姓，说他们是农民起义，就难以成立；还要说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带来很大好处，恐怕就更难以服众了。但如果他们投降了朝廷，全体都去抗金兵，这算不算给国家、民族、百姓办好事？算不算民族英雄？照我看，如果真的那样，尽管他们曾经祸害过老百姓，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成了“正果”。他们如果牺牲在抗金前线，是应该称他们为民族英雄的。我们不能因为赵宋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宋江等人投降了这样的政府，就是“反动的”、“失节的”行为。——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宋江投降以后，究竟去了哪里，是什么下场，已经无从查考了。《水浒传》中写他们投降以后去征辽、平王庆和田虎、征方腊，则是子虚加乌有无疑。如果施耐庵聪明一些，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全去抗金，多数人牺牲在抗金前线，那么，虽然同样是虚构的，《忠义水浒传》这部书却成立了，意义也更加重大了。
　　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特定历史时期，凡是能够和朝廷站在一起共同抗敌的，都应该认为是“进步的”、“理智的”行为。水浒故事的中心地带是梁山泊。北宋末年的梁山泊，离宋金两国的“交界”并不太远，而且故事中还多次写到了“大金国”（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发生在蓟州；公孙胜和他师傅也都住在蓟州；当时的蓟州，早已经被石敬瑭连同“燕云十六州①”送给了契丹人，先后成为辽金国的版图了），如果《水浒传》反映了这个尖锐的民族矛盾，哪怕是不正面描写，仅仅是从侧面提到并反映了这个矛盾，《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肯定还可以大大提高一步。可惜的是：《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只知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从来没有提到金兵在北方节节紧逼，从来没有哪个“好汉”想到过要去抵抗金兵的侵略。就是直写发生在金国所属蓟州城内的杨雄、石秀故事，也依旧和“大宋”国土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甚至两国的边界也可以畅通无阻。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也反映了作者的浅薄和无知。
　　①　燕云十六州——指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檀州（今河北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已被官厅水库淹灭）、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山西灵丘）、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朔州（今山西朔县）。
　　按照《水浒传》七十回以后的描述，宋江等人投降朝廷以后，并没有去抵抗金兵的侵略（所谓的“征辽”，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虚构），却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去了。（历史上虽然确有“方腊起义”的事件，但是据考证，真实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并没有参与这一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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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5）
“投降”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什么褒贬偏颇。关键要看投降时的客观环境和投降的目的。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却对于历史上的“投降将军”，都颇有微词；特别是投降入侵的敌寇，一律斥之为“汉奸”。但是对于“弃暗投明”的将军，却抱宽容的态度。甚至像祖大寿这样的“投降将军”，经过艰苦抵抗以后，仅仅为了保全锦州一城三万军民的生命，不惜背负“汉奸”的骂名而投降了清军，却立志不为清军作战，人们对他也抱同情态度，不把他等同于洪承畴、吴三桂、施琅之类替满清打汉人的“铁杆儿汉奸”。同样道理，抗战期间，许多杆子、土匪投降了国民党或共产党，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能够因为他们曾经当过土匪还骂他们是“投降派”吗？
　　古典文学第一产生在古代，要求读者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第二产生在封建社会，不但作者主观上的立场观点和现代人不一样，甚至还有封建迷信、诲淫诲盗之类的糟粕部分；客观上那个年代的作家有许许多多无法摆脱的桎梏，有不得不“这样写”的苦衷。这是今天的读者应该知道并谅解的。
　　我赞成“尽信书不如无书”，主张读书要“疑信参半”，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古典文学来增加历史知识，同时学会开动脑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事件，正确地思考问题，从而学会判断正误，明辨是非。
　　简短的结论：对《水浒传》的认识和评价，历史上有：一、描写忠义的英雄豪杰说；二、描写农民起义说；三、描写投降派说，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偏见。只有今天用是非善恶及其对国家、民族的利弊来分析，才是惟一正确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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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浒传》的历史背景（1）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最善于写杀人放火、坏人怎么害人，最不善于写战争；其人物、故事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在中国早已经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了。但是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子虚”加“乌有”。单说人物，就已经是三分真七分假了；再加上三十六个人的故事当时并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编造出来的，这样一算，岂不就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了？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宋江实有其人，在正史和野史中都有记载。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①，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庚午赵震坐弃杭州，贬吉阳军②，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是月方腊陷处州③。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④，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⑤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⑥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⑦。”
　　①　婺州——今浙江金华。
　　②　军——“军”是宋代的行政区划之一。宋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后又增加三路，共十八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而略小。路下面，又分府、州、军、监。吉阳军、淮阳军以及《水浒》中写到的无为军，都是小于州府的城镇，而且是驻军的地方，一般都有“节度使”坐镇。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市。宋开宝五年（972）设崖州，宋政和七年（1117）改崖州为吉阳军。
　　③　淮阳军——宋代的淮阳军不是今天的河南淮阳，而是今天江苏省的邳州（据《元丰九域志》：太平兴国＇982＇七年，以徐州下邳县置军，治下邳县）。
　　④　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
　　⑤　楚州、海州——楚州的辖境历代不同。宋代的楚州治所在山阳（不是陕西的山阳，而是今江苏淮安），辖境相当于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盱眙＇xū…yí须移＇以东、宝应和盐城以北地区。海州故治在今江苏北部灌云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