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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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点说明
由于历史语言的变迁，《水浒传》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今天法定的、公认的文学语言，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
为了祖国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化，我所改写的、专门供应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水浒（少年版）》，已经在2003年由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那个版本，我对故事和语言都进行了适当的洗刷和改正，删除了一些鬼神和淫秽的描写，使其与典范的现代普通话接轨，更适合少年儿童们阅读。这个版本，是供应非文学专业的成人阅读的，因此文字和故事内容都没有删节，我做的工作，第一是写一篇详尽的“导读”，指出《水浒传》的成因及作者不得不这样写的“不得已”的苦衷，尽量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从语言规范化出发，在尽量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适当改动一些字句，以求尽量符合当代汉语的语法。此外，凡是古代的时代背景、称谓、官职、物品及不便改写的方言词语，也都尽量加上详尽的注解，冷僻字则加上注音，以利于阅读。
我这个想法，来自英国的两种《莎士比亚全集》版本：一种是十四世纪古英语的原文本，供文学专业的读者研究参考用；一种是当代英语改写本，供非文学专业的读者阅读。中国虽然也有大量的、不符合当代汉语语法的文学作品，但是不论政府还是文坛，似乎都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可能还是个“始作俑者”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股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就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必然要产生、要经过的规律和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发现政府机构中有贪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就不再是“上山造反”，不再是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去把他们杀死，而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法律的武器，从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把一切贪官污吏及其温床都彻底消灭掉。——不管今天贪官有多么猖獗，至少监察部和中纪委还没有烂掉，还牢牢地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这是一切阅读《水浒传》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所必须注意也必须做到的。
我这个版本，以金圣叹删改过的七十回版为基础。这个版本的最大特点，第一是把书内许多“赞”几乎全部删除了。这些“赞”有的对人，有的对景，但都是堆砌辞藻的空话套话，属于“陈词滥调”，并不优美，也不高明；第二是文字经过金老先生修饰，看上去相对干净紧凑一些。第三是水浒故事写到“排座次”，已经接近“大团圆”，在这里结束，恰到好处，再往下写，就是投降，就是一步步走下坡路，不但“煞风景”，而且离历史现实越来越远，无法“改造”了。何况施耐庵最不善于写战争，而七十回以后的故事，却以战争为主，属于《水浒传》的非精彩部分，弃之并不可惜。
但是金版七十回《水浒传》的第七十回，后面那个尾巴“卢俊义惊恶梦”，梦见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投降以后全部被张叔夜所杀，却是金圣叹硬装上去的。金圣叹为什么要杜撰这样一个并不高明的尾巴，各家说法不一，我这里不一一引证。反正这不是施耐庵的原文，删去这个尾巴，恢复这一回原来的回目“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应该无可非议，也绝不会为此打版权官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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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7）
施耐庵为什么要违背历史，杜撰出第八十三回至八十九回这七回“征辽”故事来呢？有人说，这是施耐庵为了“一舒心中的积郁和怨气”；也有人说，这是施耐庵为了说明宋江等人投降以后的“忠心”。在这七回书中，的确写了蓟州、幽州等地的战事，而且大获全胜，迫使辽主投降，而且居然自作主张，把已经收复的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辽国管领”（要知道像这样的大事，可不是一个“征辽先锋”所能决定的）。但恰恰正是这七回书违背了历史事实，让稍许知道一点儿辽金历史的人，都觉得过于离谱。
我曾经想：如果施耐庵稍微再聪明一些，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奉命抗金，但不是违背历史写他们打败了金军，而是在这场战役中，一百单八个将领一个个先后死亡（或以身殉国，或受到奸臣的陷害），以这样的悲剧结束整部书，下面不再写“征方腊”（征田虎、王庆，本来就不是施耐庵所写），虽然也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这部小说的成就，可就更伟大了。
当然，我这一次改写，不可能代替金圣叹完成这一“未竟设想”；《水浒传》的故事和结构已经定型，一经改动，就不再是《水浒传》了。我做的工作，主要是语法、词汇的规范化，使之尽量和今天的标准普通话接近（没有严格按照当代普通话的规范，而只是尽量接近）；七十回以前的故事，基本上不作变动，七十回以后的故事，则完全舍弃。无法或不便更改的，则加注解。注解力求详尽。原则是：“不怕把读者当傻瓜。”因为读者水平参差不齐，与其适应高水平读者尽量少注解，不如适应更多的中低等水平的读者多加注解。注释不是正文，读者不想看，可以略去不看。 所有回目和章节结构，则基本上保持原状。
“不怕把读者当傻瓜。”这话听起来刺耳，却是我成功的经验：我没有取得过任何计算机的等级职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电脑高级用户”而已，但是我却写了55本电脑教材，总字数超过了1000万。成功的经验，正是这句“不怕把读者当傻瓜”。也就是说，解释要尽量通俗易懂，务求详尽而不是粗疏。《诗刊》前主编邵燕祥先生说：“我买了好几本电脑教材，越看越糊涂，看了吴越写的教材，一看就明白了。”紫光集团的老师们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可是我却写不出像吴越这样通俗的电脑教材来。”正是我的“不怕把读者当傻瓜”，我被联想集团聘请当了顾问。——当然不是向我请教计算机技术，而是要吸收我“不怕把读者当傻瓜”的经验。这个成功经验，我希望能够在这部《吴越评水浒》中继续发挥。
我这个版本，几乎集中了前人所有的注释，经过甄别筛选，再加上我自己的注释，因此不妨称其为“《水浒传》自从明朝出版以来，注解最详尽的一个版本”。从改写中我发现，前人对《水浒传》的注释，也有许多地方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知识终究有限，我这个版本，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何况我只是一个“草根作家”，不是什么学者、教授，更不是研究《水浒》的专家。我自己小时候看《水浒》，因为书上没有注释，简直是“生吞活剥”，那才真叫“一知半解读《水浒》”呢！我之所以敢于注释并评论《水浒》，就是希望不再出现这种“生吞活剥”和“一知半解”。通过这次注释和评论，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不是朋友们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因此十分希望读者指出遗漏和错误，以便再版的时候改正。
至于评论，主要是我的“一得之见”，同时也参考、倾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有许多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是以一个读者、一个编辑、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评论的。判断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的基本着眼点，是以“善恶是非感”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特别是对老百姓是否有利益出发。也就是说：如果让我来写《水浒》、编《水浒》，我会怎样写、怎样改。离开了《水浒》评《水浒》，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何况有许多“一句话点评”，用“夹批”的形式放在正文中间，效果更好。因此本书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评论家常用的“批评”方式。所谓“批”，包括“眉批”和“夹批”，“眉批”是写在正文的“天头”上，现在的书天头空间小，“眉批”不适用了；“夹批”是写在正文中的，只起一个提醒作用，并不详细说；所谓“评”，才是对这一回书的评论，包括主题、人物、语言、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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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8）
评论《水浒》，曾经出现过许多个“大家”。考虑到金圣叹和李卓吾、王望如三位老先生的评《水浒》有先驱者的作用（如今大学里讲文学评论，大都要讲一讲这几个人），但是他们终究是明清时代的士大夫，受本阶层的思想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评《水浒》的着眼点，多从文字优劣出发，不从是非善恶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出发，因此作为“文学评论”，有许多地方的确“没有搔到痒处”。有许多见解，还是“腐儒之见”，起的仍然是对《水浒》的误读、误解、误导的作用。特别是金圣叹，他读过的书，应该“汗牛充栋”了，但是吹捧起《水浒传》和施耐庵来，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说什么“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①，很有点儿“捧臭脚”的味道。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制，一方面也可能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有话不敢直说。例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555） 李卓吾为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写的序言，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① 见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这说明李卓吾是看出了施耐庵写作《水浒传》的动机的。那么金圣叹呢？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却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著情神，乃至其余诸纪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金圣叹的这一段话，分明是针对李卓吾的评论而来的。李卓吾是个直性子人，有话就直说；金圣叹却喜欢用“曲笔”。像他这样聪明的人，能不知道施耐庵写《水浒》时候的处境和心态？但是他偏偏要“正话反说”，“把明白话故意说得糊涂”。其实两个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先驱终究是先驱，关于金圣叹的评论，凡是我认为有可取之处的，就适当摘录；而李卓吾和王望如的评论，好在大都是“一句话简评”，字数不多，就全部照录了。
金圣叹前面有过注释，不多说了。李卓吾和王望如，下面简单介绍几句。
李贽（1527…1602），本姓林，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他生长在一个笃信###教的商人家庭，幼年丧母，随父亲林白斋读书学习，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五十一岁（1577）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居然在任上披剃当了和尚。李卓吾被认为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个怪人。从五十四岁（1580）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和四处讲学的生活，并专心著述。除著有《藏书》、《说书》、《焚书》等集外，还评点了《水浒传》。他评的《水浒传》，有两个版本：一是《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一百一十回）；一是《忠义水浒全传》（袁无涯刻本，一百二十回）。两个版本的评论内容并不同。本书中凡是用“李生”、“李和尚”、“李秃老”自称的，是前一版本；以“李贽评”起头的，则是后一本版。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后北上通州，万历三十年（1602），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同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当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终于用剃刀在狱中自杀。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9）
王望如，字仕云，号桐庵老人，明末清初出版家、评论家、著作家，大约和金圣叹同一时代而略晚，生平不详。著有用四言韵语写成的启蒙课本《鉴略》，是清代学塾广泛使用的初级历史读物（鲁迅先生上私塾，就读过《鉴略》；我上私塾，同窗学友中没一人读《鉴略》，大都读的是《幼学琼林》），内容上起盘古，下迄明朝弘光。他对《水浒》的评论，略晚于金圣叹，写在请顺治十四年（1657） 醉耕堂刻的七十回本《出像评点水浒传》的每回回末。醉耕堂就是他所经营的“出版社”，所谓“出像”，就是在正文前面加人物图像，一般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