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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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5）
但是这些资料，都是施耐庵死去几百年后、是在《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水浒传》成稿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刊刻的机会。其间在民间可能有手抄本流传①。直到施耐庵死去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的，被朝廷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当时在福建的罗贯中后人以“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一百回手抄本）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版。——明明是宣扬“造反有理”的“倡乱之书”，但是为了争取出版，只好强调后半部宋江等人投降朝廷去打方腊，借此说宋江是“忠义之士”。说宋江“忠义”，也从这时候开始。很可能这个宗臣根本就没看《水浒传》，不然，是不大可能同意刊刻出版的。——这个最早的版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北京图书馆藏的八回残页和郑振铎收藏的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的一卷残本。
① 据明万历十七年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如果所言属实，那么明代初年，不但有手抄本，而且还有过正式的刊本，所以他才说嘉靖本为“重刻”。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的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或略高些（当然青出于蓝的也不少），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但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几十部书；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只是生动，而绝不是当时战场的重现），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后文还要说到）；《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十几条，这里不一一列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而且都有当年的“官道”即驿道相通。书中通过杨志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今天梁山旅游风景区的介绍，在梁山南面三十里的一个黄土丘陵上（分明属于人工制造的旅游景点；梁山南面三十里，宋代还淹没在水里）；按《水浒传》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而按《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生辰纲被劫的地方，就在大名府南面不远的南洛县五花营附近（“五花营”这个地名至今未改，现在属于河南省南乐县——即宋代的南洛县）。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6）
第二，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却路过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二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沧州到阳谷县路过清河县是很可能的；但是从沧州到清河县居然会路过阳谷县，就好像从北京到济南去却路过了南京一样，是个大笑话！
第三，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往东跑到山东去，居然在躲之惟恐不及的梁山泊经过！
第四，史进从华阴县出发去延安找师傅，却经过渭州遇见了鲁达。延安在华阴县的正北面，渭州在华阴县的正西面，三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永远不可能“路过”的。
第五，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六，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北方有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呼风唤雨、妖魔鬼怪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作者的地理知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根本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方的故事，只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当时没有现在这样详细的普及版地图），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更何况沧州是一片平原，根本就没有山，哪里来的“山神庙”？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何况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中原方言，不足为怪。有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7）
至于施耐庵为什么要把宋江这个“造反英雄”写成一个满口“忠义”的卑鄙小人兼投降派，下面再说。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从宋代到元明清，历代都有许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所以不同的版本颇多，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从内容分析，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较多，不像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曾经参与编写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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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1）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造反派”所喜爱，却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此外，小说中所写的杀人放火，尽管有许多场合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但在被压迫、被压抑的草根百姓中，却能引起一种“宣泄”的快感。这是《水浒传》能够在“草民”中受欢迎的次要因素。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聩，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尽管有许多土豪恶霸在为非作歹 之后走投无路，也成了反上梁山的“好汉”），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暴露无遗地展现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是老百姓要上山做强盗、要起来造反的根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一部描写老百姓怎么变成土匪强盗的书；从实质上说，就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僚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形象地通过林冲和解珍、解宝如何被诬陷迫害的生动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当土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就是在《水浒传》中，也还有“无用”这个假冒伪劣军师。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是要靠武将，靠英雄好汉，靠流氓无产阶级。毛泽东就说过：“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见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丞相的，必须“寒窗苦读十年，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只要你长得肥胖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儿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①”，是“除暴安良”，其所作所为，至少还有一个“天理人情”可讲；而《水浒》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这里面甚至没有什么“天理人情”可讲。许多所谓的“英雄”，其实都是土匪、恶霸、黑社会头目。这种人，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不容。像张青和孙二娘，都是应该被杀的“铁杆儿歹徒”。他们虽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