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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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的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夙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道光再迁清西陵（2）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240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203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37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足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69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30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由于本当葬入东陵的道光改葬西陵，这就迫使他的儿子咸丰帝不得不在东陵兴建陵寝。咸丰二年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咸丰乘谒陵的机会，亲自来到臣僚们为他选定的东陵界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等三处山势进行阅视。经过一连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东陵界的平安峪被正式选定为万年吉地，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
由于咸丰朝战乱不止，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其陵寝的修建不得不用道光帝当年在宝华峪废掉陵寝的旧料，其中石料、砖料使用最多。与此同时，在建筑规制和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又部分吸收道光帝慕陵的做法，对一些地上建筑进行了裁撤，如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等，再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从而成为以后兴建的惠陵和崇陵仿制的典范，在整个清王朝陵寝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咸丰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陵寝的竣工，就在战乱的苦痛中含恨崩逝了。
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被称为“战乱皇帝”的咸丰，一定死不瞑目，孤魂不安。纵观他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和万般无奈。咸丰即位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数年之后，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逼近天津，大清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的咸丰又派僧格林沁、胜保再度镇压北伐太平军，令琦善、向荣率大军围困天京。几年之后，太平军击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整个江南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大清王朝只剩摇晃不定的半壁江山了。
正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江山摇撼之际，英、法又于咸丰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攻陷广州。咸丰八年，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天津。这年的八月初八日，咸丰带领皇子、后妃及部分亲信大臣，仓皇出逃热河行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大肆洗劫并焚烧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在这战火未熄、硝烟未散的局势中，留在京中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秉承咸丰的旨意，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除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外，同时割让九龙给英国。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悲愤交集的咸丰在忧郁中驾崩于热河行宫，卒年31岁。咸丰崩逝后，其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启程，十月初三日到达京师，并先后安奉于乾清宫、观德殿。同治元年九月九日，咸丰帝的梓宫由京启程运往东陵。由于此时咸丰帝的定陵尚未竣工，只好将梓宫于风水墙外的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八月，定陵主体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咸丰帝入葬定陵地宫，合葬地宫的是死后才被册封的皇后萨克达氏。
不知归葬何处的同治帝
咸丰帝热河驾崩后，由他当时唯一的一个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承大位，年号同治，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即位后，尊封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封自己的生母、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由于慈安居于东宫，慈禧居西宫，历史上又将其称为东、西太后。
早在咸丰驾崩前的弥留之际，就意识到在他死后，这两个已是皇后和贵妃身份的女人，尤其是叶赫那拉氏，可能会闹出违背祖制的响声来。为了遏制这两个女人干预朝政，咸丰特别在遗诏中宣布，由肃顺等八大臣顾命，以辅佐年幼的皇帝。但令这位先皇出乎意料的是，看上去颇有些自命不凡的肃顺等八大臣，在权力的争夺中，竟一夜间被两个女人击垮，朝中的大权最终还是落在了东、西二宫之手。自此，大清的朝堂上，两宫皇太后开始了以皇帝的名义行使太后职权的“垂帘听政”。同治本人也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作为傀儡皇帝的政治生涯。
按照清朝祖制，历代皇帝都是登基后即选陵址、建陵寝，同治登基自然不能例外。但令人费解的怪异事情又出来了，同治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两宫太后却一直不开口提修建陵寝一事。太后没有恩准，作为傀儡皇帝的同治自然不敢吭声。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因染上梅毒而撒手人寰，年仅19岁。
同治驾崩后，由于无嗣继位，便由慈禧做主，将慈禧胞妹的儿子、同治的堂弟兼表弟、年仅3岁半的载接入宫中，并很快让其继承大位，年号光绪，第二年（1876年）改元光绪。
光绪继位后，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的专横暴虐而深感自己以后处境危艰，前程渺茫，遂于同治去世之后的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在宫中吞金自杀，卒年22岁。皇后自杀，举朝皆惊，无不为之扼腕痛惜。
帝后先后崩亡，理应尽快归葬，但由于慈禧的专权，直到此时同治的陵寝尚未建造，帝后的梓宫只好移奉隆福寺暂安。
由于此前的咸丰帝已葬于东陵，按照清廷祖制，作为儿子的同治理应葬于西陵。但这时权柄在握的慈禧却偏偏不理祖宗那一套规制，反而大行逆道，断然决定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建陵。
光绪元年八月，同治的惠陵开始在双山峪动工兴建，到光绪四年九月建成，建造工程仅用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整个清东陵的皇帝陵寝中，这座陵寝不仅建造时间最短，就其整体规格和质量而言，也是最为低下和次劣的。清东陵五座皇帝陵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就这样匆匆收场了。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治帝、后的梓宫在停放了5年之后，被一同葬入东陵界内的惠陵地宫。
六十年后的1945年，同治帝后的惠陵被盗掘，皇帝的尸骨被捣毁，而完好如初，身体仍富弹性的皇后阿鲁特氏，衣服被剥光，腹部被剖开，肠子流淌了一地。盗墓者如此惨无人道的做法，竟是为了要得到当年皇后吞于腹中并被致于死命的一点点黄金。上帝无眼，苍天不公，一对生前境遇悲惨的男女，又突遭罹难，实在让后来者欲恨不能，欲哭无泪，为人世竟有这么多的不幸而悲天长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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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慈禧定东陵（1）
去则去矣。虽未彻底万事皆休，但总算得到了暂短的安息。而作为继任的光绪皇帝，此时正受着比同治还要凄惨、还要痛苦不堪的煎熬。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的34年中，专横跋扈的慈禧从未提起过给光绪建造陵寝一事。慑于慈禧的淫威，满朝文武，未有一人敢提及此事。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禧对自己的陵寝建造却一刻未忘，同时做出了令人骇怪的举动。
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32岁的慈禧就命臣僚、术士赴清东陵陵区为自己和慈安选择陵址。在初选的过程中，有的因水位不良，有的因山势不佳，有的因隔河修御路困难，均未选中。
到了同治十二年，同治与皇后行完大婚仪式并相继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于三月初恭谒东陵。就在这次恭谒中，同治奉慈禧的旨意，率领臣僚、术士为东、西两宫太后在东陵界内选择的万年吉地做最后勘定。经过几日的勘察，相定一处穴基，认为此地确是“地势雄秀，山川环抱，实乃万古上吉之地”。同治返京后，遂呈陵址蓝图请两宫太后阅示，慈安、慈禧两太后甚是满意。此处有两座后山，原来一座名为平顶山，一座名菩陀山，尊奉慈禧和慈安两太后的旨意，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同治以朱笔改平顶山为普祥峪，改菩陀山为菩陀峪。随后打桩立记，拟在普祥峪修建慈安陵，在菩陀峪修建慈禧陵。
慈禧在实际统治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里，曾闹出了许多违背祖制的事情，让后人为之揣度猜测，争论不休。但是，在单独建造陵寝这一点上，慈禧却并非首创。开皇后单独建陵之先河的，是康熙五十六年薨逝的顺治帝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惠章皇后。
孝惠章皇后14岁入宫，被封为妃，继之被册立为中宫皇后，因不久入宫的董妃董鄂氏艳丽聪慧，颇受顺治的宠爱，孝惠章皇后曾一度遭到冷遇，并差点将皇后的位子让董鄂氏取而代之。她入宫不到7年，董鄂氏撒手人寰，顺治帝也驾崩归天，年仅21岁的孝惠章皇后自此开始了寡居的生活。
由于康熙的生母于康熙二年就早早地薨逝，年仅10岁的康熙便由孝庄太皇太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提携看视，母子之情极为深厚，康熙对这位年轻的皇太后也倍加孝敬。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康熙多次陪伴皇太后去热河行宫避暑、五台山进香、拜谒祖陵、外出巡视，母子感情不断地加深。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酉刻，皇太后病逝于宁寿宫，享年77岁。康熙得知皇太后的死讯后，悲恸万分，亲自带病守灵，并降旨要隆重治丧，还坚持为皇太后上谥号为孝惠章皇后。
在此之前，按照清王朝的祖制，无论皇后死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都应葬于皇帝陵内。康熙二十六年，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顺治的生母、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薨逝。死前留下遗嘱：“太宗文皇帝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并希望将其葬于东陵，以和儿孙们长期为伴。对于这份遗嘱，康熙极其为难。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寝远在盛京（沈阳），奉运的确不便，康熙又不愿违背太皇太后的遗愿，只好降旨将灵柩暂安奉于清东陵风水墙外的“暂安奉殿”。【2】
按照祖制，这次孝惠章皇后理应葬入顺治的孝陵地宫，与先皇共安息。但康熙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祖制，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修建了一座陵寝，名为孝东陵。康熙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一直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清东陵研究者、历史学家徐广源先生推断，康熙的做法可能出于下面两个原因：其一是受孝庄太皇太后遗嘱中“卑不动尊”等语的影响和启示，认为先皇的梓宫已入葬半个多世纪，孝惠章皇后不宜重开已封闭的地宫，葬入孝陵，以卑动尊；其二是数十年来，康熙与孝惠章皇后之间的母子深情，促使他单独为其修建陵寝以示孝敬和报答提携看视之恩。当然，徐广源先生的推断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到底真情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不管做何推断，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还是兴建了起来，并于康熙五十七年入葬地宫。自此，孝东陵作为清王朝兴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寝，开创了历代王朝为皇后单独建陵之制。至雍正五年，雍正帝将康熙二十年在东陵建成的专葬妃嫔的“妃衙门”，正式尊奉为妃园寝。整个清东陵形成了皇帝、皇后、妃嫔等各自不同的陵寝。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慈禧掌权的时代，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为自己建造陵寝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