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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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决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伟人的影子（1）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常用以讽刺那些突然走到生活的舞台中央，当上了大角色的小人物。
三国后期，等到廖化上场，诸葛亮治下的西蜀，确实是强弩之末，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已经再物色不到了。这也说明诸葛亮尽管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但他未能为蜀国准备足够的人才，这是他的极大失策。一直到死的那天夜里，他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最后只好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于是，姜维就继承丞相的遗志，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中原。
其实廖化这个先锋，是位很有头脑的军人，他对姜维的屡次三番的无效进攻，劳民伤财，将士离心，国力凋敝，是有他的不同看法的：“兵不战，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说实在的，不仅在战场上，即使在生活中，也很害怕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明知不行，还要充行。作家就是作家，不一定非要当作家老爷，非要别人供着你，向你顶礼膜拜。假如你真正令人敬服，也还罢了，而实际上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就要闹笑话。所以岂止姜维在军事上的盲目进攻呢！生活里，文坛上，这等失去自我感觉的人，几乎到处可见的。
但诸葛亮将兵书传给姜维，多少也是看中他能延续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北伐路线的坚定意志上。这也是所有伟人必定要安排的身后事，必定要找一个能一以贯之的接班人。但他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北伐时，有赵云、黄忠、魏延这些名将，和蜀中精锐部队，可姜维来当指挥官时，只有廖化可供驱使，兵员已因多年征战，疲惫不堪，怎能像他撰写前后《出师表》那时的庞大阵势呢？今昔对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一个伟人，便是一个时代。当这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影子，还长长地笼罩着这个国家，始终摆脱不了。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好事，后来人可顺着伟人走过的足迹，继续向前。但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来讲，又绝不是一件太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生活进程如长江之水天上来，不会停留在伟人死亡的那一天，永远定格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而日新月异的形势，无论如何，已是后来人面对着的课题，亡灵是再也不能指望的了。
对于西蜀来讲，诸葛亮的时代，随着他的去世已经结束。如果看不到魏蜀吴三国的变化，持续兴兵伐魏，继承诸葛亮的衣钵，做妄想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梦，那就是在自取灭亡了。
当时魏国由于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权力更迭，自顾不暇，而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姜维本应一改诸葛亮的极武黩征的政策，厉兵秣马；筑垒构防，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或许在邓艾、钟会征蜀时，不至于一败涂地，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谯周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谏阻过北伐，现在又著《仇国论》，就是要改变这种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政策，但悲剧在于谁也走不出诸葛亮的影子，明知此路不通，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手下名将魏延的嫉妒情结，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
应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就值得商榷了。他事实上并未打过大仗，有名的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的，他当时在场也是一个盟军方面的观察员而已。他本人，除了七擒孟获外，也没有打过太大的胜仗，因此说他是一个理论大于实践的军事家，比较符合他的实际。
所以，他和马谡在兵法上特别谈得来，都是习惯于脱离实际的沙盘作业，执拗于本本主义的共同心声。后来，街亭失守，马谡砍了头，孔明挥泪的同时，竟无一点自省，这就是伟人的固执了。
伟人的影子（2）
其实，他刚出山时，魏、吴尚不成气候，汉末大乱犹未定局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确立的建国大纲，正如崔浩所论，龟缩到四川盆地，实在不很可取，然后就是频繁发动北伐，十余年，未建寸土之功，却耗尽了蜀国的实力。阿斗是个一代更不如一代的皇帝，哪有更改相父策略的胆量，连对北伐提个意见，还给驳了回来。阿斗当皇帝以后，独有这句不赞成相父北伐的话，是说对了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傀儡，如他说话算数，制止北伐计划，修边固防，诸葛亮不会积劳成疾，西蜀也许不会很快亡国。但生活在诸葛亮影子里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仍是一个有诸葛亮的蜀国，在国策上了无改变，只好在伟人的影子下，一条道走到黑了。
有的伟人的悲剧，止于他死而止；有的伟人的悲剧，如果像影子似的总不消失的话，势必会阻滞历史滚动的车轮，而造成更严重的不幸后果。所以，当蜀国有人意识到这条伟人的路，应该改弦更张的时候，邓艾、钟会的大军，已浩浩荡荡地逼近国门，并势如破竹直杀成都而来，即使把诸葛亮的儿孙都请出来，也救不了灭亡的命运了。
蜀事之败，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是不能辞其咎的，但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伟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所以，伟人的影子拖得太长，总不是一件好事。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这似乎是曹操作恶的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后代替他承受。中国人特别崇尚报应，越是没有办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国人，也越是相信这种报应，寄托于这种报应，图那一刹那间的痛快。所以特别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随后仿效，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有形式的变，而无内容的变，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延续了几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和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却并非随着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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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面镜子（1）
人是感情的动物，世界上一切人类的活动，无不是由于人类感情所催发而生成的。所以，爱的感情，是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恨的感情，同样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恶的一种强烈表现形式，正如爱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样。恨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乖戾悖谬，阴刻卑劣，残忍险毒，暴虐严酷，一直到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疯狂报复，人性丧失。是由于人类先天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几乎属于本能的排斥异己的垄断心理，与后天的社会不公正，人类不平等以及正义、邪恶、良知、罪行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严重冲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逐步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