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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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也看出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作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吴老丈母娘家住下来，和猪悟能在高老庄招亲以后，失去革命坚决性，不想再去西天取经，几乎是同出一辙的。
他那个宝贝儿子阿斗，降晋后的“乐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东吴招亲的“乐不思荆”，有着遗传上的因果关系的。
和亲考（1）
“和亲”政策，是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们，对周边强邻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笼络手段。
因为对实行者来说，是一个不算很痛苦，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其实，用婚姻手段巩固和发展两个家庭的联系者，老百姓也干得挺起劲的。什么指腹为媒，什么亲上加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加深亲情，互为奥援。王公大臣之间，由于这种婚姻关系网，还能结成政治联盟，左右朝政呢！《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就是由于姻亲联系，构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网络。大而言之，对国与国来说，和亲，也是这么一个目的。
“和亲”这两个字盛于汉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些君主学会用这种亲善的手段，与邻国搞好关系。起初，是将儿子押在别的国家，叫做“质子”，或是“任子”，以示信于那个必须联络的君主。后来，发现这种把女儿嫁出去，要比把儿子押在人家手里的赤裸裸，稍稍多一点情感因素。到了汉代，这个办法正式被皇帝实行起来。
因为，汉皇帝苦于北方匈奴没完没了的侵扰边境，国无宁日，弄得烽燧频传，民不聊生。若劳师远征，那些强悍的游牧民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得不擅骑射的中原将士，往返徒劳，疲于奔命；若忍辱求和，对方则索要无尽，永无餍足之日。在这两难境地中，于是，想到了前人的这个计谋，挑一位公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公主，冒牌的也有，假充的也有，嫁给匈奴的领袖单于为妻，这样一来，对手做了女婿以后，就不好意思跟老丈人过不去了。
昭君和番，就是和亲政策的成功实验。这种政治联姻，当然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公国，各个王室之间，也靠这种联姻来巩固盟约，加强合作的。
所以，五十多岁的刘备被东吴招为驸马，娶二十多岁的孙尚香为妻，这门亲事，绝对是两国政治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赤壁之战，虽然败了，但虎视眈眈，仍在长江以北压迫着吴国。这就是说，刘备固然需要孙权的帮助以成事，孙权也不得不需要刘备这个盟友，分散曹操的压力。吴侯嫁妹，是为巩固联盟大局着想，这是历史；但一到了小说里，变成了一出美人计，甚至美人计也说不上，孙夫人只是作为一种钓鱼上钩的饵。对周瑜、孙权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采取这类只是市井百姓所能想象的手法，简直儿戏一般的出洋相。但演义是大众的集体创作，于是，就得按一般人的胃口，来点随意性了。
其实史实是这样的：周瑜是主张把刘备羁縻于东吴，孙权没有采纳，因为曹操在北方，实力强大，应该让刘备发挥他应有的作用，牵制策应，互保联防，使东吴不致单独扮演抗拒曹操的角色，以减轻重压。为此，孙权还曾将一部分土地，划归刘备治理，借此来巩固吴蜀联盟。所以，深知吴蜀联盟对其不利的曹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此来看，吴蜀联姻，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面对强敌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个决策固然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极重要目标，但也是东吴孙权的大政方针。在历史上，击败刘表后的曹操，并不把残兵败卒、千里流亡的刘备放在眼里，而是一心一意要来收拾羽毛丰满的孙权。因此，孙权需要刘备的迫切性，求盟的主动性，更强烈些。
但是，和亲政策的成功率，是并不大的。匈奴的渠帅头领，如单于之类，娶了汉朝的公主，也会照样反老丈人的。利害得失的衡量，超过一位公主的价值时，就必然要翻脸了。吴蜀联盟中的终究不和的一个根源，就是荆州这块地盘的去留问题，也是诸葛亮一生中，以他的才智聪明应该妥善处理，而并没有得到很好安排的隐患。当刘表逊让交权，诸葛亮建议刘备取，而不取；当蔡氏兄弟作乱，诸葛亮建议刘备夺，而不夺，一再贻误时机，那么在落入曹操手中后，谁打败曹操，谁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备没有任何借口成为荆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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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考（2）
诸葛亮明知这一点，只能采取拖、赖、借，种种在政治上被动的手法来招架，在道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在《三国演义》中，怎样渲染诸葛亮的哄骗鲁肃，三气周瑜，锦囊妙计，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这并不成功的战果，却埋下了西蜀败亡的基础。
后来，孙夫人索性离开荆州，回娘家一住不回了。亲和不成，不但连朋友都做不了，比仇敌还仇敌的，自然两家就只有兵戎相见了。最后，蜀国之败，还是从荆州开始败起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关羽大意失荆州，张飞被部下杀头，刘备东征死于白帝，从此，阿斗只有龟缩在盆地之中，再也出不了夔门。
情感，一旦掺进了非情感的因素，这种变质的情感，就得打上问号。同样，爱情也好，婚姻也好，若是含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契约成分的结合，不管曾经是多么信誓旦旦，恩恩爱爱，如果契约状况出现变化，也就意味着爱情或者婚姻危机的到来。
但像孙夫人那样不幸地被送到和亲祭坛上的女人，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此时讲诚实，便是天大的傻瓜了。
一场大的较量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不会安静的。对政治家来说，是没有上帝所赋予的那个休息日的。因为，这一次较量结束之日，也是下一次新的较量开始之时。所以，有人统计过，二战以后的五十年间，全世界范围里，局部地区的战火，从来没有中断过。指望绝对的和平，铸剑为犁，马放南山，那是诗人的幻想。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魏蜀吴正式较量，并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的大决战。但这不等于这之后，就是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三方仍在不停地对峙当中。
除了真刀真枪的厮杀外，###，外交攻势，又成了另一个战场。孙权派华歆去曹操处为刘备求荆州牧，是假；让曹操去收拾刘备，是真。刘备对鲁肃哭天抹泪，是假，赖着不还荆州，是真。曹操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是假；要他去和刘备决战，是真。周瑜代刘备去攻西川，是假；“假道灭虢”要刘备的小命，是真。刘备作欢天喜地状，是假；于部队运动中要周瑜好看，是真。一部《三国演义》里雌雄莫辨，真假难分，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便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应变图存的教科书。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犹如手心手背一样，翻来覆去，是信手由之的家常便饭。这个世界上，凡生死攸关的争斗，从来是不以不诚实为耻的。相反，两个对手之间，谁最不诚实，谁的获胜希望就最大。
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真亦是假，假更是假。结果，整个社会变成了谎言与真理不分，光明与黑暗相似，道德与伪善同在，杀手与救世主难辨的是非不明的世界。于是，每个人连价值标准也扑朔迷离起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他自己，抑或不是他自己，也大可怀疑，因此，真诚自然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了，这也是一切都为了斗争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在斗争的漩涡里，一个人，要没有一点聪明和应变能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遥想公谨当年（1）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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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公谨当年（2）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