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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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瑜恃赤壁之胜，藐视曹操，结果在南郡吃了大亏，人地两失，身负重创，就是缺乏这种清醒所致。
一般来讲，实力较强，暂时受挫的对手，尤其不可小觑。若被其反咬一口，往往倒是致命的。因为，失败者的报复，要比成功者的报复，更毒，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任何形式的战争，必有胜负之分。即或打个平手，也会有小胜或小负的区别。于是，胜负得失，输赢赔赚，必然要把战争参与者的胜方和负方感情中的恶潜质，充分煽动起来。这也是人类至今争斗不已，流血不止的原因。
决不认输的败者，会不择一切手段地复仇，做梦也想着东山再起，雪耻除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胜者，一定赶尽杀绝地追求一个干净、彻底、全歼的境地，以防卷土重来。表现在战场上，便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君诛国灭，成王败寇；表现在经济上，便是火并鲸吞，你死我活……在理念抑制、明智封杀、心态失常的情况下，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强烈者，成为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差池一点的，也是耿耿于怀，不使敌手趴下，坐卧也不安的。而恶的结果，必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无所不用其极，惩罚也就随之而来。
这就是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周瑜不肯罢休，西取荆襄，北战合肥的决策由来。曹操当然也不甘心他号称八十三万兵马，轻易地败在东吴手下，自然要寻机报复，扭转败局。
于是，就有一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南郡争夺战。
周瑜身为联军统帅，完全应该邀请刘备同攻南郡，使其在自己的辖制之下，予夺予取，主动权在手中掌握，何其从容自如？但他独吞胜利果实之心，加上嫉贤妒能，要赛一番风头的狭窄心胸，使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他得独自去和犹有余力的曹操较量。二、给刘备、诸葛亮乘虚而入的机会。
如果双方联合攻下南郡之后，抓住刘备的一贯言行的仁义为先的弱点，周瑜可以毫不客气地坐领南郡，让诸葛亮气得干瞪眼；如果刘备这一回不那么仁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孔明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遇。至少，双方平分南郡，还有周瑜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可他却轻骑出征，渡江远击，中了曹操的伏兵之计。
由此可以看出，周瑜只知其一，刘备有窥伺南郡之心，绝不能让他得手。曹操但知其二，吴或蜀的追兵必袭南郡，而且预留锦囊妙计，以期转败为胜。诸葛亮却能知其三，利用周瑜来抵挡曹操败退途中的疯狂反扑，坐享其成。反过来，也等于依靠曹操去遏制周瑜得胜之师的骄纵气势。然后，在双方较量的空隙中间，矫诏发令，取得了荆州、襄阳，付了极小代价，获得极大成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巧者劳而智者得，这三个人的高低之分，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现实生活中的功利面前，道德常常是向利害俯首称臣的，在物质社会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一门永恒的艺术。这种两强相争，第三者从中获益的情况，或者你努力奋斗之后，别人趁机摘桃，捧走胜利果实的现象，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然，甘心情愿输棋者，就大可不必设防了。然而，纵观世界，这类傻子是很少很少的。
还是聪明点好。
马良进良言（1）
赤壁大战以后，三分格局形成，刘备获得了一块地盘，过起相对稳定的日子。
此时，虽然失败了，但囊括天下之心，并未改变者，为曹操。取得了胜利，但求自保，小有拓展，便满足的，为孙权。曹操是枭雄，孙权为虎子，是进攻型的，是做得大事的领袖。刘备既无曹操的力量，也无东吴的根基，虽然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帜，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政治目标。若无良臣勇将，他与刘表、刘璋相比，除去仁义的感召力外，并无太大的差别。所以，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心中大喜，商议久远之计，准备在此安家立业了。这种心满意足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口头上的胸怀大志者，而实际上是很容易知足求安的人物。这块地盘比之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如果曹操不跟他过不去，他也会在小沛、新野存身，并努力安分守己的。由于曹操不放过他，穷追猛打，逼得他与也受曹操压迫的东吴结盟，这样，才有赤壁之战，才有鼎足之势。
这结果是刘备没有料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下一步还打算干什么，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中国，其实是个农民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内，工人是开机器的农民，士兵是拿武器的农民，知识分子脚上的泥巴也还没有来得及洗干净。所以，像刘备这样一位织席贩履者，虽然被汉献帝封为皇叔，但他的这份贵族头衔，来历可疑，不大经得起推敲；出现这种革命已经成功，无须继续奋斗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一个农民，在播下一粒种时，由于天有不测风云，并无十分把握有收获的可能。因此，短视和短期行为，便是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所以，在刘备身上，那种小手工业者的趣味，满足小康生活的情绪，表现得格外明显，也就不奇怪了。看来，曹操、孙权，臭他织席贩履者，也非虚妄。但英雄不论出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刘邦、朱元璋、赵匡胤，也都是起自草莽。但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坐了江山，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痞子作风，小农思想，市侩行为等毛病，也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变，往往影响国政。二十四史中不务正业的皇帝实在数不胜数：有的喜欢站柜台的，在宫里作市场，与宫人们吆喝做买卖；有的乐意当木匠的，亲自操作，手艺还真顶得上八级工；有的擅长踢球的，球技还相当高明；有的热爱表演艺术，粉墨登场，串演戏剧；独有这位刘备，酷善编织，堪称一绝。人家送来了一些牛尾毛，他那技艺之手痒痒了，就精心地织了一顶帽子。其实，这也无所谓，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业余爱好的权利。但愿不要把这类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愚昧、落后的习性，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万幸了。
诸葛亮一看刘备这种不思进取的样子，心凉了半截。要是如此容易满足的话，他的隆中对策，他的三分天下的新思维，岂不要泡汤了吗？怎么办？这位臣下颇费踌躇了。
与这类目光短视，容易满足的领导人共事，就必须把握住他，克服他的惰性，推动他往前走；而且要谨慎你的努力，收敛你的锋芒，不使他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在中国，越是这类无能的皇帝，越是害怕比他能干的大臣；而将相越是治国有方，那功高盖主的危险性（包括掉脑袋）也越来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诸葛亮，原因就在这里。
孔明不向刘备直接建议，去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而由刘备的老朋友伊藉出谋划策；伊藉也不说得很具体，又让一个在野之人马良，把这意思表达出来，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巧妙的政治行为了。
一句即使非常正确的话，谁说，怎么说，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聪明的谋士必须要绕着弯子，让领导人明白，而又不使他面子难堪，这是最标准的做法。否则，“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这句话，出自诸葛亮之口，对此刻心中大喜的刘备，将会是怎样的反应，那就是未知之数了。即或有的领导人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能够这样回转一下，使他相信自己不是白痴，也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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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进良言（2）
诸葛亮伟大，但不成功，细细分析起来，最后的败局，不能不归罪于他所辅佐的这对父子俩。刘备资质平庸，才干一般，阿斗是扶不上去的天子，纵使诸葛亮有匡世之才，碰上这样不高明的主子，也难有回天之力。不过，话说回来，这爷儿俩，水平虽低，基本上还是肯放手，好合作的领导，若遇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有功劳算他的，出问题算你的，最后连个好下场也没有。所以，不妨可以说，诸葛亮不成功，是由于刘备和阿斗的缘故；那么，诸葛亮的伟大，恐怕也是因为刘备和阿斗的关系，没有平地，哪显高山。如果这对父子是英威圣明之主，文修武治之君，也就突出不了诸葛亮的光芒了。
刘备的另一面（1）
《三国志》卷三十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到《三国演义》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这方面的爱好，给抹掉了。这倒合乎文革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好，则好到一塌糊涂；坏，也坏到不可救药。于是，刘备就特别的正人君子起来。其实，他从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东吴结亲，洞房花烛，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把荆州忘得干干净净。从这点看，正史《三国志》对他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实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刘备被曹操打得屁滚尿流，托庇于荆州刘表时，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气，恰巧有人送来一把牛尾巴毛，这位老兄的手工艺匠人的职业本性复萌，兴致勃勃地编织起帽子来。
诸葛亮一看，不得不说话了，“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实，即使不是诸葛亮，假如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宫里做手工活，不问朝事，或率领宫妃，扮演角色，或干类似的总不是领导人该做的事情时，不也觉得不可理解吗？
刘备的编织，或许只能看作是匠人的阶级本性了，若按前不久流行的红五类观点来看，刘备、曹操、孙权三位，最根正苗红的还得数这位刘备。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话，在成分栏里是应该写上“手工业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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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另一面（2）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