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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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是周瑜打的，但功劳全算在诸葛亮身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小说中发生过吗？最后连曹操也不得不狡猾地间接承认：“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也认为他的对手是周瑜，而没有孔明的份。只有大都督周瑜，才是指挥赤壁之战的主帅。
可历史上的许多糊涂账，要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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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1）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椹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幹、阮瑀，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曹操的用人（2）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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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3）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都抱着《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抱着“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喀嚓”一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多凭不正当手段而独霸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有了这句名言，周瑜从此不仅在文学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喻户晓的，无丝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其实，社会的进步是建筑在公平的竞争上的，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有，我要比你更有。在同一条跑道上，不是靠使绊子扳倒别人，夺得第一，而是靠光明磊落的竞争，走在前面，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而纪录也只有在这样你追我赶的局面下，才能打破。如果“既生瑜，何生亮”，只你老哥一个，你会是永远的冠军，但纪录也永远停滞在那儿了。
说穿了，嫉妒，是弱者的行为，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吗？
争议关羽
关羽在三国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一生，过五关也好，走麦城也好，单刀赴会也好，水淹七军也好，后来人的看法，大致能取得共识。独有降操、释操这两件事，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有赞美者，如李卓吾先生，“云长是圣人，是佛！”也有持批判论者，上纲曰：投降主义，背叛组织，丧失立场，玩忽职守，贻误军机，分不清大是大非，模糊了敌我界限……这两类观点截然对立。
褒者褒他的义，义薄云天，义重如山，便义无反顾。因此，降操是光荣的，释操则是高尚的。
贬者贬他，无论如何臣服了曹操，失了大节；华容道留下曹操一条生路，失了大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其实，就让他有争议好了，不必求得一致认识。何况已是古人，即使关老爷健在，大家看法不一，又如何？
中国人好绝对化，好则全好，坏则全坏。伟人一无瑕疵，被否定的角色，则一无是处，哪怕有一点点对的地方，也是错的。中国人老是盖棺论定不了，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欲美化者，恨不能连伟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错，当然也就错得正确。同样，欲丑化者，那个绑在耻辱柱上的人，肯定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货色了。
对关羽降操、释操，两种看法所以如此分歧，和我们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对一些人，一些事的认识的分野，是差不多的，都因为卷进了太多的感情用事的成分，便像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样。若是能够客观地，两分法地看待事物，好，不至于好得不得了，捧场的话让人听来肉麻；坏也不至于坏到比撒旦还撒旦，永劫不复。因为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好和坏都不会永远绝对的。
最容易产生的偏激，并不在好与坏的本身，往往倒在于说好说坏的人，夹杂太多的个人感情成分。如同做一道菜，欲咸者，拼命加盐，欲甜者，大量加糖，其实菜就是菜，本味最佳。所以，美化论者越是不允许对恭维的对象，说一个“不”字，那么，说“不”的人也越来越多。丑化论者越是抹黑，越是搞臭，反过来不听这份邪的人也越多。所以，这些年来，一会儿我们看到多少头顶光环的神，一下子变成众人所唾弃的恶鬼，一会儿又有多少曾被视作万世不朽的东西，只不过是历史的垃圾。一会儿，毒草变为香花，尘土冰冻的作家和作品又重放异彩，一会儿明星成为臭狗屎，红人跌进泔水缸。这类碧落黄泉的反差，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我们一些人，太唯心主义，太形而上学，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爱憎感情的过分介入，差异才会这样大相径庭的。
如果论说双方都能退回半步的话，尤其不滥用溢美之词，虚浮的评价多打一些折扣，这个被评价的人、事、物，也许更接近于本来的真实状态。同样的道理，对于否定的方面，除大是大非外，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客观，也许会使评断多一点公正的。
褒要得宜，贬应适当。否则，由人及事，那些宁左勿右，矫枉过正，层层加码，极端绝对的政策偏差，就会像沉渣一样泛起来的。
南郡争夺战
赤壁大战，曹操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但一个失败了的，可并不等于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对手，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周瑜求胜心切，扩大战果，宜将剩勇追穷寇，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瑜恃赤壁之胜，藐视曹操，结果在南郡吃了大亏，人地两失，身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