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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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是好感。
这样天下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各种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的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更是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了——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2）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在上面提到的名角之中，只有敬新磨是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正直之士，颇有些东方朔的风范。一次，庄宗与众伶在宫里排戏，入戏太深，忽然大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庄宗被打愣了。众人大惊，赶紧把敬新磨按住，问他：“你怎么敢打皇上？”
敬新磨不紧不慢地说：叫李天下的，天下只有您一个，您怎么还能喊别人呢？
庄宗听了，转怒为喜，大加赏赐。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敬新磨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劝谏庄宗，不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的。
至于另几位，除了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特殊位置为非作歹之外，便没有其他事迹了。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够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为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实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这样的“教训”，其实只是大言欺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用高调。
下面，扑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除了编纂《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赵莹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是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他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生前由他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新五代史》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个评价，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家的标准观点。而欧阳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这就是作家的角度。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的士人就全部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天下百姓又由谁来治理呢？
再如，旧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则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参照了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有违史德。欧阳修的《梁太祖论》，称自己承认梁太祖朱温的朝代是正统，不是向着他，而是为了昭彰其罪恶的事实——欧阳修能受得了朱温这样的恶棍而加以实录，就不能忍受五代时的制度而加以实录吗？
又如，旧史把五个朝代分开记述，而新史却把它们打成一片，并将人物分门别类，归纳成若干类传。如，《一行传》记载有节操的人，《伶官传》记载因为戏唱得好而做官的人，《义儿传》记载因为做人养子而建立事业的人（唐末晋王李克用选择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为养子，任为将校，号称“义儿军”），《宦者传》记载宦官阉竖在五代的情况等。这是新史比旧史更科学严密的地方。 txt小说上传分享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3）
客观地说，《新唐书》并不是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弄出来的一部“君子小人斗争史”。《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的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了。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而“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写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其实，欧阳修的见识并不深湛，而其言辞又因文章之利流行当时。他的东西好读，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其突出表现，就是过于注重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迟迟不能重建帝国朝仪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欧阳修却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这样的“准史家”看来，做君主的，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这就够了。
那么，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皇帝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也不满意《新唐书》《新五代史》。他作《资治通鉴》，是专门给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里边采用的材料，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准。
但，《资治通鉴》出来的时候，北宋的大厦已经失去了重心。宋朝人从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于是，宋朝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中国士大夫史家的见识，长时间停留在一念兴邦、一念亡国的层面上，这篇《伶官传序》就是如此。后来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写《深虑论》也还是未能跳出这个浅表的小圈子。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则拿出“新唐”，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从他们“总结唐朝教训”的思维方式里，后人能够看出很多宋朝人积贫累弱的自身原因。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最终也不能有《大宪章》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国体的嬗变和现代化的开启，就永远不可能来临。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最终更沦亡于自己的“蟋蟀宰相”。这，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作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其中论赞的成分非常多，因此，王安石说他“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重走了范晔“菲薄古人”的老路之后，发现自己的路很难走通。范晔批评东汉，是因为东汉确实是一个病态的王朝；欧阳修批评五代，而五代的出现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其终结自有它的规律所在。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宋是秀才的时代，五代是兵的时代。欧阳修站在秀才的视角，看五代的军阀混战，当然感到不可理喻。帝王将相眼中的盛世，只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帝王将相眼中的乱世，只是老百姓想要做稳奴隶而不能的时代。
他们的呜呼哀哉，老百姓一点也不会感到共鸣，因为那不过是兔死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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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1）
——《出师表》背后的恩恩怨怨
蜀汉丞相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专制时代“贤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篇《出师表》写得声如金石，感人肺腑，是一个很重要的缘起。
后世读书人把此表奉为圭臬，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不是诸葛亮文笔优美，或他此后取得过军事政治上巨大的成功，而是他竟然可以这么写，竟然有这样的话语权，一个臣子可以对一个君主以如此真诚的、教诲的语气说话。而且，孔明说出了历代的士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不尽言的东西，这又正是普天下把“为帝王师”当成最高理想的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境遇。
虚君无为，忠臣用命。这种无形的特质，使得蜀汉这个在当时的三国中最弱小、偏僻的国家，在经济上落后，军事上又没有获得战争利益的状况下，能够立国几十年不灭——翻开历史记载，几乎在这同时，曹魏被权臣篡窃了，东吴被孙权自己虚耗了。看看在魏、吴的两位诸葛亮的本家的下场：族弟诸葛诞在曹魏，为了维护曹氏、反对司马氏而兴兵败亡，被灭三族；侄子诸葛恪更惨，作为吴国的重臣而遭谋害，也被灭三族。
蜀汉这种特质，在《出师表》的行文中透露得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篇多层意味的，文意非常复杂的文字，是忠臣的自白书，也是老臣的牢骚书，同时又是权臣的政略书。下面，扑就从这三个方面，结合当时的史实，加以分析。
忠臣的自白书
龙战与野，其道穷也。止戈为武，有凤来仪。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西方，古代战争主要是流贵族的血，而在中国，古代战争主要是流老百姓的血。好战者自亡，强国之正道，在于不战而胜。
既然穷兵黩武不是强国正道，所以历代上《出师表》，一定要首先申明出征的理由。
蜀汉的出征理由是什么呢？孔明说得非常清楚：不是我要拥兵自重，而是要完成先帝的遗愿，要光复汉室——包括此前平定南中，也一样是基于“光复”的国策。
后人透过《三国演义》看《出师表》，往往曲解诸葛亮的真意。《三国演义》是小说，小说里病态地拔高孔明的智商，到了“多智而近妖”的程度（主要是毛本《三国》），好像诸葛亮太厉害，不北伐，不打别人，实在是浪费资源、明珠投暗、暴殄天物、美妇偏伴浊夫眠。
还有人说，诸葛亮北伐是为了功高震主，控制军队，将来自己当皇帝。
其实，如果北伐成功了（希望极其渺茫），那么诸葛亮受九锡，封王是有可能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因为曹魏强大，蜀汉弱小，加上北伐远征军的补给根本上不去，北伐是没有多少成功可能的。何况蜀汉与孙吴的联盟，只不过是一种战略媾和，名为“平分天下”，实则互相戒备。从刘备败归白帝，直到蜀汉灭亡，蜀汉都在对吴前线设置重兵，修筑工事。蜀汉亡后，果然有吴国来攻，幸好有得力边将防御，才使江州百姓免受兵燹之祸。
在这种环境下，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很难打破的。蜀汉作为其中最弱小的一方，更难成功。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北伐呢？
当时蜀汉的战争理念是：三国如果和平发展，曹魏的国力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吴、蜀两方，越不战，实力对比越有利于曹魏；开战越早，反而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就跟投资买股票买房子，要买涨不买跌是一样的心态。诸葛亮和姜维，都是这种观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