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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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1）
——《屈原列传》为什么夹叙夹议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本来没有这句话，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乱改《三国演义》后刊行时，把这句话镇在了演义开头，结果四处传播。在四百年来的“常言道”之中，属这句话危害极大，流毒极深。本来，一个民族，应该存一个信念，有一本是非，发扬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们的国家才会有进境，而如“话说”这种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态，却是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痼疾。
比如，看客们去听相声，听郭德纲在《大保镖》里告诉他们：屈原是包粽子小贩的祖师爷。
看客们爆笑。
听完相声，扑感觉到，我们确有经常读读这篇《屈原列传》的必要了。
课文《屈原列传》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选入时去掉了关于贾谊的部分，并省却了《怀沙》赋原文等处。而《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太史公是饱含了深情去著录的。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了。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动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多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是岳不群），所以《史记》和《汉书》很不一样。司马迁的“屈原传”，史学价值其实远远不如文学价值。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拢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说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其实是在借屈原、贾谊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屈原做《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司马迁写《史记》，则以屈原和贾生为寄托。
很多老先生讲，对于史书要“五读俱全”：读其人际、读其细节、读其背景、读其校勘、读其评注。虽然我们平时做到“五读”并不容易，但在读《屈原列传》时，必须一起读《楚世家》。我们可以发现楚国的国家建制与中原各国并不一样。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分为三个系统：军政、贵族、巫祀。作为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屈原负责管理的是楚国的贵族和外交，还有一部分巫祀事务。同时，军政事务却是不让他染指的，屈原从不带兵。
从列传中也可以看到，楚怀王一开始很信任屈原，并让他主持改革（但不是真正的变法）。
怀王让屈原主持的是什么改革呢？是贵族改革以及宗教改革。
在称为“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以后，楚国上层将神权集中于己手，使楚成为战国时旧贵族势力最强的国家。贵族一直掌握着楚国的中枢资源，掌握着做官的最任意优先权，所以楚国的政治上层接近铁板一块。楚国籍的人才虽然很多，却始终不能为本国所用。春秋时便有“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说法，意思是楚国人才很多，却都投奔到晋国去，与楚国为难为敌。
到战国时这种情况依旧存在，比如李斯这样的人，他想有发展，而在楚国想通过仕途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去秦国闯荡。
这样一来，楚国的上层越来越昏庸保守，所以改革弊制、还政于公就成为它自救的惟一出路。但是因为利益与特权是成瘾之物，所以变法在楚国之难，也是天下无双的。吴起曾经受楚王的委托变法，政风刚猛的他得罪了不少贵族。所以，支持变法的那位楚王一死，贵族们就群起而攻之，把吴起干掉。
到屈原时，楚国的政治气候又有不同。因为是人口和领土大国，加上生产科技的催动，当时楚国的经济规模骤然增长起来。其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一个捞钱、奢靡的大好时机到了。
楚国的政治结构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新兴士人的参政要求，但贵族们自己却看不到这个。他们所致力的，是如何在其位而谋其利，实现自己的特权最大化。
屈原所处的位置，使得他成为了贵族们把好日子过下去的最大障碍。
屈原是聪明人，他明白富庶而愚昧的楚国，已经成了各国眼中，尤其是秦国眼中的首席肥肉。他的忧患感觉如此之强，主要缘自这一点。
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2）
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军事支持，也缺乏政治工具。本国权贵排挤和秦国间谍反间的双重作用，使屈原的先知先觉、大声疾呼和大量创作，在特权利益面前也只能沦为无能的力量。他创作了《离骚》，却也因此走上了“赴渊”的不归之路。屈原在流放中所写的作品，很多都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悲凉气氛。屈原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怎会不知，自己迟早要被除掉，只不过暗处的那些人不会这样轻易让他死去，而是用“等待死亡”的心态来折磨他。
须知，即使屈原“披发行吟泽畔”的时候，他背后也是跟着很多董超、薛霸之类押守者的。
屈原的结局，显然是被“天使”勒令监督自尽的，实际上，就是被秘密处决了——古时刑不上大夫，像除掉屈原这样身份高贵而罪愆又不足以构成诛杀的角色（主要是###中的失败者），一般都是“令其自尽”，给你自我选择了断方式的尊严。而且，以屈原刚健畅达的性格，他绝不会自杀的。当然，这只是关于屈原死因的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如今，很多人都说屈原是听说过渡沦陷的消息后，殉国难而自杀的。问题是，楚国郢都虽然沦陷，但并不意味国家的灭亡，相反，屈原应该积极投身救国才是，怎么会憋屈得去自杀呢？从他临死做的《怀沙》来看，“大难”明显成为他必须死去的理由。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国家的首都失陷、权力中枢对国家突然失去控制的时候，对于潜在政敌或异端分子，会采取什么措施呢？这类快刀斩乱麻的事情，在古今中外发生得还少吗？屈原正是当时楚王的最大潜在政敌之一，新楚王及其班底不对他下手，才是怪事。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篇之中呢？除了因为两人都是所在时代的大文豪，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在相似的政治背景下，因为呼吁变革，而遭到贬斥排挤而死掉的。贾谊遭到政治驱逐，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
汉文帝是帝王术大师。他对贾谊的破格提拔，其实，就是冲击老臣派的政治试探、火力侦察，比如，让贾谊出任太中大夫，让雄才善辩的贾生与墨水不足的老臣们“廷议”等等。
从什么地方集中试探呢？就从玄妙难测的“鬼神之事”上入手。
李商隐《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写的是贾谊被外放以后，文帝秘密召见他回京，二人在密室里深谈，说的都是些鬼神之事。
李商隐这首诗有他的个人寄寓，并非历史原貌。
汉文帝千里迢迢把贾谊召回京城，在密室里深谈，难道真的就是唠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吗？
其实，汉朝是一个迷信的朝代，当时的鬼神之事并不是小事。诸吕灭后，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接到周勃、陈平等人从长安发去的“请来即位”的邀请，不知吉凶，还特地占卜了一下：占卜的结果是“吉”。刘恒这才下了决心，打点行装上路。
其实，“鬼神”话题是文帝掩人耳目的借口，他与贾谊讨论的，仍是变革的事情。后来，贾谊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政治预言，却一一应验。汉朝的国策，也逐渐走上贾谊所设计与呼吁的正轨。比如，汉武帝在董仲舒的设计下，玩“天人合一”的专制集权猴戏，极大加强了统治力；又顺着贾谊的思路，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与楚国相比，汉朝还是幸运的。文帝比楚王有韬晦，汉朝的军事贵族势力相对也比楚国的旧贵族容易对付些。
不过，贾谊自己仍然在汨罗江水的倒影里，看到了屈原。
到西晋、晚唐时，中国人又面临了和屈原时的楚国、贾谊时的汉朝相似的情况：贵族守旧奢靡、统治者贪图享乐、国家内忧外患。但西晋人和晚唐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屈原，也没有贾谊，他们只有一群醉心于清谈、吸毒和吹口哨的“名士”，以及一群汲汲于内斗的“强人”。于是，西晋和残唐到底灭亡，华夏文明也遭遇了浩劫。
我们一代代人重读屈原的价值正在这里，只不过最好不要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那不叫居安思危，那叫记吃不记打。
“将相和”只是貌合（1）
——《廉颇蔺相如列传》不单讲“男人的情谊”
关于“将相和”时廉颇、蔺相如两人的年龄，历来存在误解。很多读者都认为廉颇当时是白发老将，蔺相如是青年才俊，这是受了后世戏曲舞台形象的误导。
廉颇最初见于记载，是赵惠文王十六年挂帅带兵攻打齐国取胜——当时，齐国被燕将乐毅攻打，几乎灭国，廉颇这次出兵，有趁火打劫的嫌疑。廉颇何时死去的呢？赵悼襄王年间。廉颇受诬陷被驱逐到魏，又跳槽到楚国，其间发生了著名的“廉颇虽老，仍能每餐食斗米”的典故。其后很久，老将军才在楚国辞世，那时离廉颇初亮相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如果老廉八十岁过世（古人平均寿命短，那时活八十岁，相当于现代人活一百岁左右），那么他初亮相时，至多也就是三十多岁，而他当时的身份就已经是赵国的大将军。
“将相和”故事，则发生在赵惠文王二十五年。按上文的推算，廉颇那时应当40岁上下。
再说蔺相如的年龄。他比廉颇还早死10多年，却比廉颇晚出道。他的身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宦者令缪贤舍人”，也就是宦官首领缪贤的幕僚，大概相当于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潜龙毋用”的状态。缪贤自己是老油条，当然不会用菜鸟做幕僚，而且他推荐蔺相如时，提到当年蔺相如曾出谋划策，使自己解困于危难；且用廉颇的话说“相如素贱人”，在贬低相如时也没有强调他年少，这些都说明相如屈沉下僚很多年。所以，他出道时，很可能岁数比廉颇还大些，至少不是个小年轻。
《廉颇蔺相如列传》因为“将相和”的典故而闻名。详细的故事，只要是上过高中，学过这篇课文的读者都熟悉的了，扑不赘述。本文要说的是，如果关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全篇，再参照其他篇目的有关记载，你可以发现，“将相和”故事的背后，其实是赵王在操控两种对外路线，调和鼎鼐，力图保持国家发展平衡的运作。
再如，廉颇对蔺相如的古怪态度，以及秦国对赵国的前后表现，都说明“将相和”的背后，隐含着赵国两种外交策略的较量。
当时，玩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都已经不在了，但其外交遗产还在，各国内部，仍存在联秦与抗秦的两种外交思路。虽然赵国是军事强国，但也不例外，其内部也有外交分歧。
廉颇很明显是联秦派。注意，他只是亲秦，而不是投降。廉颇在赵国带了半辈子兵，打了无数的仗，曾经对燕国、齐国、魏国出兵，都取得了成功。可是对秦国呢？除了曾经与秦军协同作战，在《史记》的记载中，廉颇只带兵跟秦军打了长平一仗，但还因为消极避战，中途被撤了。
课文中说，惠文王十七年，赵王得到和氏璧，秦国立即提出用十五城来换，赵王召大将军廉颇等商量对策。他们怎么计议的呢？
大家开了半天会，结论是：呜呼！无法可想。
廉颇当然主张给秦国璧，这样纵使秦国赖账，赵国在国际上也有话说。
赵王却舍不得。
最后是赵王背后的太监缪贤推荐了一个人：门客蔺相如。
这个缪贤不简单，他跟燕王过从甚密。燕王为什么要结好赵臣呢？如果读过苏秦的传，就明白了，苏秦当年搞合纵，佩六国相印，孤立秦国，他的大本营就在燕国；燕国也因此捞取不少国际好处，所以，跟燕国结好的各国权贵，历代不绝。这是燕国的一个外交政策。秦国也因此最恨燕国，以致后来有燕国策划“荆轲刺秦王”的事发生。缪贤与燕王结好，当然是抗秦派，蔺相如是其幕僚，而且深得缪贤赏识，所以也是抗秦派无疑。
蔺相如的行为也是如此。他见赵王，慷慨陈词的内容，全是以秦为敌；到秦国，又戏耍了秦王，刻意激怒后者。
史载，完璧归赵后一年，秦攻赵，夺取一城；次年又攻赵，杀两万人。
这实际是“完璧归赵”引发的军事行动，是“完璧归赵”的余波。所以说蔺相如“不辱使命”，实有夸大之嫌。不给秦玉璧，又能令秦理亏而无言，无所行动，这才真正是不辱使命。蔺相如一番大言，貌似义正词严，其实理亏。秦王并没有说不给赵十五城，而且还斋戒沐浴，很正式地要接受玉璧，蔺相如却把玉璧偷偷带回了。据司马迁的记载，蔺相如的依据，竟都是“度”，“度”秦王如何如何，也就是主观猜测。明朝时有王世贞作《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就很看不惯蔺相如这一套“完璧而失信”的手段——王世贞也是从蔺相如的视角看问题的，其实相如的本意，正是要托“大义”而激怒秦王，同时也由完璧而邀功于赵王。
“将相和”只是貌合（2）
赵王是重玉璧，还是重土地和人民呢？《史记》是不著闲笔的。司马迁笔下的两次赵国的败绩，已经说明了他的看法。
同时，廉颇作为大将军，秦两次来攻，都得胜而去，不能不说他是有责任的，他明显是不作为，是不想给蔺相如擦屁股。
接下来渑池会，蔺相如对秦王作人身威胁，但正是因为廉颇已经驻扎大兵在边境，而且廉颇和赵王议定：王上此去若有不测，太子立即登基，所以赵王一行才得以无恙而回。
这就是联秦派和投降派的区别。所谓联秦派，就是向秦国示好，不给后者战争借口，把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