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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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愚蛮孤行，煎水求冰，未足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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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民变冲击
甲午战后，就在李鸿章带一班幕僚赴日求和之际，国内各地烽火处处，民变四起。
1899年3月，英、德、法、日、意、美、俄等国均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各地民变蜂起，清政府下令保护教民，人民因此又分为几等，什么事情一到了专制社会立即变味，山东乡民与教民冲突，酿成巨案，袁世凯新建陆军一万多人开往山东。其间，各地民变有增无减。1895至1903年，各地反抗清廷的大大小小起义，由农民、市民、游民、江湖好汉组成，从几百人、千余人、几千人到上万人的起义，就有数万起之多。譬如1900年，四川邛州反洋教斗争，浙江农民攻打江山、常山，诸暨四千农民反抗教会，江西饶州民众捣毁耶稣堂，河南泌阳、桐柏、武安、涉县、安阳等地武装反抗教会，福建南平农民起义……1901年广西游民万余人起义，四川资阳千余人武装抗教，湖南邵阳哥老会组大汉军抗清，广西农民进攻贵州兴义……
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的时段，可谓民变蜂起的时代。在这期间，民变以万甚至是十数万为单位。民众因为生存的极度恶化，一旦起事，往往玉石俱焚，那可不是腐儒的攻击可以解脱的。
久为专制摧残的国民，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渐次在基因里面深深潜伏，各自练就比赛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精神面目严重扭曲，所以古人感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感慨凤凰已散，苍蝇乱飞。
然后是窥视机会，一旦发生大规模动荡，则群起鼓噪，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爆发点，源自严酷的生存现实，*、掠夺、*，各地民众因生存困境而鼎沸，因逼上梁山奋起反抗，这种不可控的恶性烧杀，武装*，对政权是冲击，对民间是内耗。
相比之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清晰，个人暗杀则是定点清除，其心最仁，其术最高明。
到了晚清大规模民变的时代，每一次民变的叠加，在对社会冲击的总量上绝不下于太平天国。那是一块硕大的被仇恨笼罩的土地。流血漂杵，死人如麻，哀鸿遍野，转徙沟壑。
民变既对朝廷形成冲突，也在地方最细微的基层冲突，到处打得天昏地暗，任何冲突的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把对方消灭一千次，尚不能解心头之恨。
这是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上帝要让谁经历死亡和苦难，就会让魔鬼到那里去播撒仇恨，让他们疯狂。这个魔鬼，说穿了就是一个*心理变态，权欲心理失衡，行为准则无常的丑陋老太婆。
受意识形态严重束缚的慈禧，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排解这些岌岌可危的“政治炸药包”。稍不当心，就会火山爆发，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演变成社会动荡，以致社会变革的概率，正在与日俱增。
*朝廷不太怕民变，怕有势力的人变。
民变不闹到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他们似乎不大惧怕。
但他们知道一旦利益集团里有人牵头来做推翻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灭亡为期就更近了。
慈禧把国家利益朝着利益集团倾斜，这也是亲贵集团拼命反对改良的基本原因，别说是变革的事了。
至于同盟会反对利益集团*执政，并非与清廷单个的大员有多少私仇家恨，只是*的丧失和被亵渎，才导致革命党人不得不走上武装抗暴的道路。
一个利益唯上的昏暴统治集团，绝对不妥协，丧失人性，或将人民引向暴力反抗的极端，至于人民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个民族的素质。
显然，战胜清廷这样一个集团不是上书、磕头、拜求所能办得到的。
还需要更加准确的政治路数作为大的环境，然后注入具体的政治谋略，方能具备最起码的条件来完成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党人的奋起狙击，实施定点清除，这是流氓当局最惧怕之事。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统治中可以采取的方法。那种绝对强调暴力和非暴力的极端都是非理性的，至于应该采取何种抗暴方式，则应决定于时、地及本身的处境，统治者妥协的程度等等。
改良派只是普通的抗争，他们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形成对清廷的威慑，还谈什么大智慧，岂不贻笑大方？*奴役国人，那是没有底线，可反对派是做什么的？反对派的智慧都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只会写文章骂娘吗？
民变的加剧，不能只谴责老百姓喜欢闹事，也不能仅谓国人较他国更喜欢以犯罪方式获得财产。晚清地方的大乱，只能说，权贵经济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清廷对列强的苟且使民间生存极度恶化，高度专权而僵死的政治背后，是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民间生存。晚清的内忧外患，非设身处地，难以想象那种惨况。就算最下层末梢的，那些为官僚们不屑的领域，可以放任底层民众去争夺了吧？就算这个也不可靠，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官吏垂涎这些末梢市场，于是也被垄断化了，或者叫黑社会化。一旦统治阶级失去了耐性，更加贪得无厌，或者统治阶级一旦不能像以前一样源源不断地收钱，或者统治阶层人员基数越来越庞大，他们就会收回这些微弱的自由贸易权利，人命和蚁蝼故毫无区分了。同时，立宪或改良的长期不到位，即事实上的缺席，使大吏小僚面对治安治丝而棼，社会麻木使人们失去了究责官员的信心，矛盾达于极点，民变就会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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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国人相貌
鲁迅的《略论中国人的脸》，其中颇有精彩的论断，他说他最初因习惯心理，看不惯西洋人的脸。嫌他们鼻子高，脸色太白，头发黄而眼珠子太淡。但在习惯以后，加以比较，他得出结论，西洋人的脸是：人＋*＝西洋人；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野性仿佛消失了，于是，那公式就是：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那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谭》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而已集》）
帝王专制时代末期的国人形象，大为不堪。中国人的脑袋停用或误用了两千年，怪现状让人摇头咋舌。雨果曾经以素描笔法勾勒过中国人的头像。那是翘着猪尾巴、眼睛细小、神情委琐的一个不雅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时值清代晚期，国人吸食鸦片，游手好闲，懦弱不振，且长期受制于专制高压，早已天良丧尽，做官的只晓得搜刮民间膏脂，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科名微利，民间则怪力乱神，迂腐固陋，盗贼遍野，仿佛畜圈。言语无信，爱钱如命，被列强视为野蛮贱种。所以，在雨果的笔下，就是那一副可耻的形态，这不怪雨果没有恻隐之心，是专制使人陷入沉迷不醒的重疴，连生理的相貌都变到如此可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严格而言是汉人）已经有两千年丧失独立思考了，两千年不用脑，两千年集体沉溺于反智、反科学、反逻辑的处境，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会衰弱到如此地步！结果是把女人的天足包裹了一千年，拿指南针来看风水，拿纸张来张罗文字狱，拿火药来吓鬼，拿镇痛药品阿芙蓉（即鸦片）当饭来吃，将暴君的余唾当作全家宝……无力治人，建立不了好制度，也无力治天，克服不了自然灾祸，在形式主义框框中烂活。美国工程师Oliver Todd在1902年初踏足中国，为中国全力治理河患廿年，成绩空前。他看尽中国的落后慨叹说，“中国人虚掷的机会太多了，这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会否千百年下来的因循苟且，已经令他们无知无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自传里回顾说，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回到美国后，才发现水灾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人的面目和精神状态如此不堪，乃以专制肆虐，人民消沉偷安，苟且畏缩，这样的坏根性，根子在于没有宪政的保护。没有宪政为底线、为护身符，做人就难了。在社会中做事，人命时时刻刻受威胁，其贱如鸡犬于是也就卑污苟且，才能生存，像点样子的很快就被各种邪恶势力折磨消退、淘汰、死亡，剩下的往往就是投机的顺民或居心不良的坏种。此事如欲改进，必待宪政的落实，有起码的保护保障，自由精神方能萌生，各人也才可能展其才，遂其志，有言论的自由，有舆论的窗口，有法律的公正，因而也就有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样民气自然由消沉而积极起来，由懦弱而刚强起来，由散漫而团结起来。他们的精神面貌乃至生理相貌，才有机会向壮美、健康、美丽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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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燕揭橥专制祸患（1）
廖燕，一个一生布衣的在野文人，以今言之，则边缘化也。他的视野非常高阔，但他长期被文学史忽略。他嗜书如酒徒之嗜饮，徒步从韶关至广州求借读书；也略有出仕的机会，他自动放弃了；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部队，备尝艰辛，未能大成，仍嗜书不止。
旧时文人，不少是好人，他们对生活并无太多要求。假如精神自由一点，社会多少讲究一点游戏规则，倒也无枉一生。但是专制的肆虐，是一种无止境无人性的东西，所以，灌园抱瓮，莳花种菜，甘于淡泊的背后，不免流露一种失路之悲。或在乱世转徙苟活，或在被控制的时间里面消磨，生命的意义打上负数的标记，令人长喟不已。
廖燕的墨迹今尚存，观之，但见劲挺中不乏含蓄，有的笔画也相当开张，揖让之间似可触摸到他的孤愤、他的锐眼。真可谓：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身。
《性论》首句：“天地一性海也，万物一性具也。天地万物皆见役于性，而莫知其然……”也是漂亮、*、有震撼力的句子。来得很陡，而很抓人。
他的不羁，他的狂放，以思想深度为底蕴。为古今腐儒难以望其项背。
《管锥编》234页，钱先生在此文中梳理专制之害，从先秦提领至明朝。末尾且发挥说愚民者自欺欺人，最后自将其愚信以为真。专门拈出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那确为历来罕见的奇文——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无愚，而天下不胜其乱矣。……夫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则必溃裂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唯圣人知其然，而唯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桀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秦始皇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边缘化，在此轨道上长期运行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觉。他们各得其所，完成了对人性的摧毁控制，专制的种种甚至变成了基因，在现代社会间歇性发作，多处形成溃疡难以愈合。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2）
焚书之术生产奴才，以制义取士捆绑性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专制之病。其甘心被愚，无非是利欲、权欲的作为一种回报，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为事，但以自愚为前提。上得其轨道之人，权力欲都极强盛，而其本质是不读书的，但对算卦、看风水、驱邪的浅层文化倒情有独钟。他们对古代大学者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这些官僚仅仅贴着智识者的标签而已，乃识时务的行尸走肉。
论文字的组织、驱遣、文气的流贯……廖燕当然不是唯一，但论及识见的深透，直达背景和后台，那就道个多乎哉？不多也。不平之鸣甚多，而挖掘出个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剧，及所造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见解，确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飞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廖燕全集》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