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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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拟订的“宪法”，从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权于百姓，也非救中国于水火，而是以保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权力为第一要务。清廷“宪法”到处剽窃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又把其奸诈、险恶的用心刻意隐藏，尽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错谬百出，其弱智与病态、凶残与狡诈于此可见！
即使没有孙、黄、章、陶……这些坚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终会分蘖出革命分子。梁启超的很多言论，就比胡汉民的某些言论还要猛烈得多，而毕永年等人则是从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头。
只有康有为是个成品，一个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须是、必定是一个幕僚，像皮影戏的操盘手，从光绪帝，直到张作霖、吴佩孚、张勋，越来越退而求其次。他没有上演过一出成功的皮影戏，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变成一具可有可无的影子，从登高一呼，万众仰慕，到栖栖惶惶，被人讨厌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却空无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与《民报》的文章之不同点是，前者没有从根底上揭露清廷，因为这事儿别人已经干了，它没有必要再干，它只讲怎样建设国家。《民报》的文章则是立足于揭露清廷统治的非法，从而唤起民众。这种系统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没有过，文气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读得懂，这正是它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来，他们都是把朝廷往绝路上逼迫。前者系软性进攻，后者则是硬性突击。他们以为，立宪派把好听的话说给朝廷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灌迷魂汤，企图使其稀里糊涂上当，这叫策略。但是冥顽的势力自觉不是刘阿斗，刘阿斗被赵子龙的护心镜捂得太久，又被他老爸狠狠掼到地上，整傻了，整个一缺氧加脑震荡。顽固派可不傻，尤其不会把削弱君权的改制套上大梁去箍自己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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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的泾渭之别
没有决绝的大智慧，没有洞穿骨髓的审视力，造反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决绝意义上的退让与妥协，到头来只能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并不是革命搅了改良的好梦，因为改良若能造成又何来革命？革命所得成，皆因改良之路窒碍不通；专制不仅抵御革命，它也抵御改良。
1907年12月6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汤化龙、谭延辏А⑶鸱昙追直鸾ㄆ鸷毕苷锉富帷⒑舷苷帷⒐愣灾位岬韧盘澹浩舫热艘苍谌毡径┙⒄派纭５搅�1908年盛夏，这些团体以清廷并无实际行动而不耐烦，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不料清政府竟查禁政闻社予以打击。1908年清廷终于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该文件主文十四条，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以下尚有臣民义务九条，加起来共二十三条。后者的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几乎都带有限制条件，等于乌有。这么一个简单、蛮横，难以理喻的东西，竟被某些智识者视为进步。“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仅此一语，便可将一厢情愿的吹捧者问到哑口无言。
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咨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还是未被接受。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至此走入死胡同的死角。
不能简单地对当时的情形来说要否革命，也不能拿西方的世道来套用晚清的形势。
譬如当时的西方社会，就确实不能实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改良，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经成就，经济上完全颠覆了革命产生的土壤；政治上成功实现宪政*，“把统治者关进了兽笼子”。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原因很简单，因为革命之后拿不出更为良善的制度。
一个社会制度的前后左右，若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参照，就应当改良。反之，一个社会制度之侧，若有更佳者可借鉴，那就应当革命。回望晚清社会现实，它的旁边明朗地摆着一个*制度，那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比*专制好到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革命而不是改良，你改来改去，改到尽头还得革命，那是终局。
改良的权力在统治者手里，阁下不是统治者，哪来的改良权力？因此改良的种种设计，除了空谈，就是坐而论道。折腾时间长了，老百姓对清廷的认识越来越深了。老百姓基本上作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的朝廷，它是不打算下台的。如此一来，只有实施定点清除，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己不是最高统治者，却炫耀他要走和平改良之路，这样的人，完全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当然，他也表示在向统治者游说，希望他们实行改良。但是，第一，阁下应该去向统治者游说，而不是向反对派游说欺骗；第二，阁下也没有权力欺骗，散布幻想，保证改良道路走得通，因为走不走这条道路，完全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统治者。而东方专制的政体构架中，还没有走通改良、实现*的先例。
祈求或者请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实施宪政，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必须由许多具体内容所组成，这些内容包括对各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对各种历史事件责任之认定，对各种历史积案之善后，以及在此基础上革旧布新等等。
在慈禧的一手遮天之下，有通融的机制吗？清廷愿意做实质意义上的和解吗？用膝盖思考都可晓得，不但没有，而且连虚伪的、象征性的、哄骗的、掩人耳目的、欺骗世界舆论的通融它都不会做。
和解可以做策略，不可以当原则。
从戊戌变法失利，到辛亥革命爆发，十余年的时间，康有为的宪政诉求应该搞得有声有色，惊天动地了。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未见进展，反而他自己灰头土脸，形同瘫痪。
相对于同盟会系列健儿志士的不断跃起，康有为则不断地在他心里打他的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事务运作渐形消极，只有一番侥幸心理，盼望天塌。改良主义长期的耗散，更加的盼望中国再生一个光绪帝，到时不花任何代价，就可坐享其成。最后，危险的事无人去做，不具作秀意义的事无人做，实质性事务无人做……最终导致整个局面瘫痪。
重文弃武，秀才造反；重文弃武，形成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疲软局面。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文章骂世，靠请愿磕头就能把当权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革命有一种骨肉相连的关系，那就是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美国革命不过就是遵循了英国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很多英国辉格党人，例如伯克，都支持美国革命。抵抗和反对，才构成美国政权的奠基。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及其事后，英国人广泛讨论“人民”一词的意义，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辉格党人、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争吵尤为激烈。在辉格党人看来，“人民”这个词意味着立法机构，而“议会”有抵抗*的原初含义。再者，经过改良的英国政府，都还不是像美国那样，就是真正共和的政府。总之，没有一场革命而单纯诉诸改良，专制政体是无法彻底改造的。若非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恐怕连立宪的影子都看不到。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共和政府或者共和式改良，其政府必须奠基在革命抵抗精神之上，社会契约也仅仅是革命抵抗的一种思想武器。绝不能还把自己的根基插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土壤中。
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
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败下阵来。
除文笔气势不如外，拥趸渐少，清政府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
《胡汉民自传》说到1908年的论战，谈到《中兴报》与保皇的《南洋总汇报》的对垒。“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唯行文须至浅显，裨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急至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
改良派实际所从事，在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只不过他们的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又谋划暗杀李氏；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康有为歧视孙中山，毋宁说是一种嫉妒，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不劳而获，少劳而获，征诸现实，实现的几率太低。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掉以轻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却被鬼抓去。从皇帝入手，建立宪政，期底于成，不能算错，但是揆诸现实，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太不够。可惜，康有为是个成品，难以改变，而慈禧也是个成品，她的心性、欲望，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别无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皇奔逃，在那种压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保皇派既有先验偏执的思维方式，写起文章来，就必然堕入魔道。
胡汉民认为梁启超读书剽窃别人的观点，自己下结论比较武断，所以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认为自己流质善变，但是他又为什么发表革命言论呢？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论比较接近，敬佩中山。康有为知道后大骂一顿，派人和他谈，要求梁氏取消这种言论。但是后来梁启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门的会党反对他，因此他又说，我名义上是保皇，实际上是革命。总是翻来覆去。胡汉民认为梁启超写文章放纵大胆，工于八股，开阖取势，摇曳生姿，又夹杂好多汉语成语和东洋新名词，遣词造句像滚雪球一样。
梁启超因为能写时文而骄傲，他当时非常轻视学界，而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他结为立宪法团，有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人，气焰嚣张，当时和他们辩论的《浙江潮》《江苏》等等，都没有打痛他们的。到了《民报》创刊时，梁启超就抵挡不住了，于是就造谣诋毁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是为流氓和乞丐这样的下流社会来设计的。
梁启超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问几乎是零，所需材料由他的助手提供。他也不懂日文，反正抄来抄去，强不知以为知，所以经过一段交锋，胜负立见。于是他就言不由衷地说，张之洞、袁世凯不是汉人吗？我把他当作寇仇。光绪帝不是满人吗？我爱戴他像爱天帝一样。胡汉民认为这是卑鄙又肉麻的言语。辩论的结果是《民报》全胜，《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的旗帜至少在留学界已经倒地。后来章太炎出狱以后来到日本，胡汉民将编辑让给章太炎，
《民报》创办以后，大家推胡汉民为编辑。有一次他去参加改良派追悼戊戌、庚子烈士的大会，登台演说长达三小时，举出康、梁保皇派的历史及谬误加以驳斥。他进一步说，反对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死人欺骗活人，因此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常滑稽的。那一天有一千多听众，大家疯狂拍手叫绝，康、梁以下的改良派都缩头缩脑不敢辩论，青年学生认为保皇是一种羞耻。
《民报》的序言是由中山先生口述而胡汉民执笔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以这种方法由他和汪精卫两人执笔。
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长达数万言，阐述民族革命的内涵。
中山先生说过，现有改变，皆赖革命之所赐。所以，不能以曾经的失败而否定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孙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成为中国人从此追求国家强盛和世界认同的一个宏伟目标，从另一角度视之，这或许比建立一个强权的军政府而让世人唾弃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因为，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被称为“软实力”的价值再造，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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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路径的再认识（1）
改良人士在戊戌变法惨败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地提议与进言，上呈要求立宪的请愿书，实因他们仍对专制政权寄予希望，抱有幻想。
其实要改早就改了，不改的永远不会改变。
回味一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忠告吧：“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清政府公开露出了它的嗜血狂魔面目的时候，相当数量的人士却仍在宣扬改良合作，他们仅仅是糊涂吗？客观上是在为虎作伥，是在帮清廷掠杀百姓。光绪帝和慈禧属于血亲关系，她尚且对他置之于死地，康有为指望一个靠暴力、谎言、宣淫成性的嗜血人格改弦更张，放弃专权*，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