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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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需要何晏、袁仲德（袁瑛）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这应该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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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奔突中的无为
此后康有为长期在海外游历，写诗甚夥。钱锺书《论文人》尝谓：“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对此时的康有为来说，显然条陈之路大不易，他的仓皇奔逃，证明此路不通。本来是不该在文学里面埋没的，但他现在只好又倒回文学里去，在文学里吟咏消磨了。
1900年，往新加坡。秋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唐才常在武昌组织自立军，企图效法日本的挟藩勤王，用武力恢复光绪帝的权位，因张之洞打击失败。
1901年，往印度。1903年初夏，得知荣禄死讯，估计政局将有变化，离开印度经缅甸、越南，回到香港，撰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攻击中山先生的主张，谓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
党人方面，由章太炎出面反驳，在苏报上连载《驳康有为政见书》，风行一时，予其沉重打击，此时为论战高峰。
1904年，经越南、泰国、锡兰、红海、希腊，夏天至意大利，而后往罗马，又到伦敦，后游苏格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1905年，从加拿大南游美国。秋天，往德国、法国，秋末回美国。1906年，游览墨西哥，纵贯其南北全境。接着游历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摩洛哥。1907年，仍然漫游欧洲各国。1908年，夏天游览挪威北冰洋之那岌岛，“携同璧（康同璧）游那威北冰洋那岌岛，夜半观日将下来而忽”。康有为并为该诗文写有注释：“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幕，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随后游览东欧，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1909年，游览埃及、耶路撒冷。复经法国、德国、比利时，后返马来西亚之槟榔屿。1910年，迁居新加坡，秋天回香港。1911年，回日本。
1912年初，他提笔写成《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混淆*制度和君主立宪的界限，搅动浑水，将逆动势力的捣乱恶果算在革命者头上。他也反对袁世凯威迫清帝退位的行动。他后来在给溥仪的《赐寿谢恩折》中痛斥袁贼篡位。梁启超赶紧回国，组织进步党，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抗衡。
1913年康有为才回到南海故居，这时距他维新失败去国，已有足足十五个年头。
康有为多番拒绝孙中山，而其本人又是那样丧家犬的处境，他都不愿在精神上赞助革命，可见此老真是叔宝心肝，铁石心肺。他僵化且绝不认错，虽然他或许很有能力，但却不能也不愿去采纳新观念、新讯息，去追随新时代。
谭嗣同六君子以及张荫桓等人的血，至少对于康有为来说，算是白流了。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不乏种种改弦更张的还击方式，但康有为采取的是选择性遗忘。
皇帝在世，即使是在幽禁中，也可说康有为对时局尚抱有幻想。但是光绪帝辞世后，以及他以后长年的岁月，他仍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就很难解释为幻想了。
海外常年的游历，改良主义的悲惨下场似乎被他忘了个精光。三年、五年、十年前的事都忘了，就当年的事呢，竟然也记不得了。清廷对他们的加害，是害天伤法了，还能说什么，还要说什么，还想求什么呢？康有为竟然没有不断撕裂的破灭感，真是奇迹，也不知道他的心肠是怎样打造的。*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在他似乎已然淡漠，不再有痛感。血花四溅的悲剧竟然没有当头棒喝的作用，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猫吃老鼠，是不声不响的，哀哀求告的是老鼠，不是猫，不管老鼠的挣扎如何凄厉，猫不会理的，绝不会生半点悲悯之心，这是天性使然，他们是天敌！但是改良派还要吱吱叫，还想哀恳求告。这不是残酷的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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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结局
退而求其次，王五苦劝谭嗣同立即亡命奔逃，他自己随行全程护佑，谭嗣同坚不允。
随后日本多名志士，劝先生避难于日本，先生不听，再四苦劝，谭嗣同意志已决。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被捕后，他在刑部监狱，仪态从容，绕室徘徊。某日，捡拾地上煤渣，往墙上书写。狱卒问他做啥，先生朗声曰：作诗！
康广仁心有不甘，以头撞墙，痛哭流涕，说是他哥哥害死了他。林旭听到他的哭声，笑不可抑。提审时，康广仁以为要杀他，哭得走不动路。刘光第因曾在刑部做事，晓得程序，说这只是提审，不是杀头。但是却将他们押往西门出，刘光第惊愕不已，因他晓得，处决犯人均从西门出，于是大骂道，没有提审，没有定罪，就要匆匆杀头，你们太过分了！
本来要严刑审讯，刑部尚书赵舒翘上折云：“此辈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何问为？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此话打中慈禧的心理，立命迅速处决。
1899年9月28日那一天，谭嗣同等六人被斩于菜市口刑场。
行刑的那一天，到场围观的有万人之多。谭嗣同慷慨神色不变，作临终语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军机大臣刚毅监斩，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谭嗣同并呼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但是刚毅转身不听。于是从容就戮。
他想对刚毅说话，若非痛骂，或当为警告。他至死仍不忘警示清廷，其实这是徒劳的。别说颟顸混蛋们不会理会，就是芸芸的庸众，也转瞬即忘记。还有几个人记得谭嗣同呢？谭先生者，乃是恶浊酷虐社会中长出的血性之花，刚烈清洁，自私缺德的混沌世人，实在不配承受。
谭嗣同尸骸运回原籍，墓志铭藏于土中，不敢外露。墓前华表上的题句是：“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严复《感时诗》咏之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六君子被匆匆杀头，都来不及审判。其中康广仁的罪名仅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弟，而杨深秀呢，因他一句话被告密者多次提及，他说，变法并不太困难，只要三千人持毛瑟枪，把颐和园一包围，大功告成矣！
至于软禁光绪帝，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先是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之妻向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借此回宫，名义是解决问题，实际是亲临训政。因为来得突然，光绪帝措手不及，情急之中便问道，老佛爷何以不先传谕？因为先期传谕，乃是清宫的规矩。那拉氏王顾左右而言他，她说，啊呀，我想起去年种下的葫芦，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可跟我来观看一下……于是光绪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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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宿命（1）
唐才常只活了三十三岁。1898年，他和谭嗣同创办南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顶梁柱。同年夏，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得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梁、孙中山等人接触。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入会者达十余万人，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因待康有为汇款接济，起义延期。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逃。保皇会在海外运动华侨，积有巨款，因为维新败北的创痛，密谋在武汉起事，由唐才常主持之，他在长江上下游有所布置。哥老会势力遍布长江，唐才常游说其合作。哥老会头目说，我们若以勤王为号召，动起来后，情绪难以把握。必须动之以利益，才有办法。
唐才常不得已，同意其大戮三日，然后封刀安民的要求。此举大为世人诟病。
从武汉到上海，持一种富有票证为入党秘证，最高计划是将光绪帝从瀛台劫持出来，运到西安，重建王朝。因事机不密，1900年8月21日晚被张之洞逮捕，次日被害。
两湖总督张之洞本来并不一定要杀他，但是湖北巡抚荫霖以其大逆不道，不杀不罢休。于是唐才常授首。
本来他们的势力已经不小。张一麐当年从宜昌西行，看到东湖县张榜揭示第五次富有票免究者二百多人，算起来，东湖一县就有一千多人，而全省数目之多，当令人吃惊。如此之多的会众，却甫起即败，令人浩叹。当慈禧一行因八国联军进攻而西向狂逃，到了河南省一带时，曾给慈禧救驾的吴永在湖北境内看到一个告示，通缉富有票持有者的疑犯。富有、贵为两种票据，本来是一个革命机关的手续，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属于一个标志，首领唐才常，是康有为的学生。因此在票据当中嵌了“有为”二字。唐才常失败以后被杀，慈禧在逃难中还在通缉搜捕他的余党。
他本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门人，但张之洞却杀害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自立军因之*云散。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用武力开辟夺权道路的尝试遂告终结，他们也不愿再试了。康有为分析张之洞的心理，“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虽也说在点子上，却也十分无聊，滚滚的人头，回天乏术。张之洞《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括之以“五知”，知耻、知惧等等。另外他也说要知变和知要，甚至说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在维护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参考“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养专制制度之阙，以起内政之疾，但有一个清朝廷永远在上头，这些思考的折扣就大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以为，张之洞督楚十九年，其建设事业，规模宏远，鄂人颇称颂之。第晚年政存宽厚，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凡贫老者，咸委县缺、厘金以周济之，此辈以戒得之年，恣意贪婪，之洞不问也。这个就乡愿一点的观点来看也没什么，但他自述《劝学篇》的写作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
这个却有点问题。
其说，有点像杨度在革命者和康、梁之外的第三条路线。但是杨度的第三路线却是要从夹缝中走出来——虽然他根本没有走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才常的宿命（2）
而张之洞却更走进了夹缝。
盖其西化虽未走偏，却远不到位；另外就名教、本源而言，虽看似到位，却严重走偏。盖其所说是清廷歪曲过的名教，是一种专制的变相的传统，是假传统。而真传统却在革命者那里，在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胡汉民、陈英士……他们那里，1902年的4月份，章太炎在东京举办中国亡国242年纪念会，此前他和唐才常共同组成自立会，但他以反对勤王为号召，当场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鼓吹种族革命，发掘人民的历史观念。此种观念又直接从顾炎武、黄宗羲那里承传开辟而来。他们才是真正正统的思想家。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所编《中学修养教科书》各册由商务出版。此为中小学修身课本。该书序文说“无徒以四书、五经……扰我学生思想”，被张之洞指为妄诞，欲对蔡元培不利。商务为免去麻烦，在版权页未列蔡先生名字（《蔡元培年谱》336页）。汪精卫策划大举行动之际，蔡元培在德国，但与革命党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蔡先生写信给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国人所组织之小队，或可发一惊人之剧。”
大约三十年后，张之洞的小孩又跑到汪精卫的面前讨好。其子张仁蠡在抗战期间投到日军卵翼之下，1939年夏任武汉特别市长，依托日军，以他爹张之洞当年在湖北的声望为后盾，以簪缨世族为居。他为了在武汉市长位子上和伪湖北省府的何佩瑢等人争权夺利，对方提出省市政府合并计划，拿到板垣征四郎处欲批准。
张仁蠡无计可施，面临被人吃掉。他原来曾在北洋时期在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下当科长，于是就请退隐京华的傅先生开书单，他拿去刻印，这种种转折都是为了用来讨好汪精卫。他先到汉口藏书家徐行可处拜访，讨得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因为文廷式乃汪氏钦慕的词人，将书送给汪精卫祝寿，汪极重视，不久即予刊刻，这样张仁蠡复又站稳脚跟（伪鄂省财厅会计张世瑛的回忆）。
此一循环，不知张之洞在地下作何感想！
戊戌年慈禧发动政变前的两个月，就下令颁发张之洞《劝学篇》于各省，用以对抗改良主义运动。书中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为中国之祸”。“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的结论是：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这也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了。问题是专制乃杀灭生机的一种病毒，怎么以之“求富强”呢？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张氏的症结，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