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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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分手的情形，必和当时反应不同，可是再隔10年20年，两人的经历愈多，再回顾过去，其观感又必然不同。个人的情形如此，人类的历史亦然。 明清社会是一种内向（introvert）而带非竞争性（nonpetitive）的组织。只要〖KG（008mm〗这两个条件能保持，当时人无从否定它的优点与长处。当时税收低，生活容易，承平日久，社会安定，人口增加。明朝276年之内，没有一个带兵的将领叛变朝廷。及至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欧洲的启蒙运动抬头，中国犹被羡慕。可是要和19世纪的情形对照，我们就可看出这体制之值得批判了。 问：你说及传统社会人民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权威总是由上而下。可是我看过瞿同祖写的关于清代地方政府的书，他说及清朝官吏对地方绅士的财产相当尊重。 答：他说的是对本地有声望的人士刮目相看，这与尊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同。我们今日所谓私人财产权是普遍的对所有人而言。如果我领有这笔财产，就排斥其他人对它的占有，同时我也对所有有关的人员有某种义务。一个现代的政府必须保障这种权利与义务，才能展开现代之经济。显然的，明清政府无力及此。 问：你看台湾今日是否已敷设法制性的联系，确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答：据我知道很多条款都已存在，可是大多是行政机关立法，所以称为章程、规则等，当中恐怕有很多只顾到官衙的便利，看来还要重新通过立法的程序，才能确定权利与义务。 问：你对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土地税如何看法？ 答：这问题我只好谢绝答复。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并且还只用长时间远视界的观点看历史。我只好说我不知此中实情，同时也缺乏判断的能力。 问：你说及大陆方面的改革，你〃当然〃希望他们成功。那为什么当然？ 答：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有一个〃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在。这公共意志超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敌对行为，也无社会阶级之阻隔，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国之富强康乐。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百师和以后扩充的第五军，是抗战期间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前任师长、后任军长为熊笑三，他的父亲熊瑾玎即为中###员，曾任《新华日报》的经理部长。各位看到日月潭附近为玄奘寺题字的有陆军上将徐培根，德国留学，也在国民政府里做大官。他的弟弟笔名殷夫则为共产党员，在1931年被枪毙。这种父以子继、兄终弟及的奋斗与牺性，超过个人的人身利害。既有这公共意志，我就希望它早日成功。刻下看来经济改革，为完成这公共意志的唯一方案。
（三） 现代的展望（5）
问：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蒋介石代表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并且引用到大陆方面去？ 答：因为事实如此，自黄埔建军、北伐抗战，包括上次说及的中原大战，他一步一步地将中国统一，得到外国的承认与协助。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也在支持他，认为他是唯一的领导人物。抗战期间以及内战期间，中共尚且不搞自己的高层机构，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整个城市文化全部不要。所以我说创造新中国的高层机构不能摈斥蒋介石。即使你对他个人不满，也不能否定他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1987年北京出了一本《中###史大事年表》，内中提到抗战时中国共死伤2100万人，其中中共的军队死伤60万，他们控制的地区又死伤人民600万。不管这数字确实可靠与否，则国民党军队及其控制的地区死伤军民逾1400万了。我所说的高层机构不能摈斥这大规模牺牲之领导力量，我无法在写中国近代史时抛弃这一部分。 问：你的大历史观以五百年为单位，那么台湾四百年的历史就不用提及了？ 答：没有提及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我是湖南人，我写大历史时也没有提及湖南的地方史。 问：那湖南怎么能和台湾比？ 答：如果要强调内部的差异，湖南也有它的特色。即如最近湖南的劳工，周期地辗转到广东去做工，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也被歧视。不过我们共通的地方多过于不同的地方，即如烧冥钱，台湾的风俗也和大陆内地的风俗一样。我的目的是着重相同之处，检讨共通的历史。例如对日抗战就是我们共通的历史，我有一个同事非常坚持于###运动，但是他告诉我，抗战胜利之后，他首先到码头上去迎接国民党军队。直到〃二？二八〃事变之后，他才彻底改变态度。我想他的态度也代表很多台湾朋友的态度。这是对一种政治变故的反应，不能算是对历史的反应。 至于〃二？二八〃事变我已说过，从大陆来的军民200万，代表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全属一个社会高层机构，突然移植于一个生疏的地方，时间又短，彼此都缺乏认识，甚难不生冲突。即是当日接收人员到大陆沿海各城市的情形亦复如此，可是我们不能用这类事情去遮蔽中国长期革命的积极性格。并且说得不好听，不要忘记我在国民党军队当下级军官的情形，即半似乞丐，半似土匪。 问：那你一定要把历史的500年讲成一个单元？稍短一点如何？是否50年也可以？ 答：那当然可以。我把这几百年的历史勾画着一个大轮廓，主要的在使读者看清自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70年内，中国人集体地把国家与社会向前推进了300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的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不仅50年，即5年、10年及更短时间的研究、更局部的检讨当然都不可少。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问：是否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一段空前的###才能完成你所说社会之改造？ 答：也有少数的例外。如瑞典原来是一个穷国家，曾向外大批移民，又遇到科技的进步，北部的木材与铁砂，过去不能采用，突然可以开采，就乘着工资上升、资源到手的机会改组。挪威也有类似之情景，本世纪初期水电展开，这个国家独得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挪威人向交战国两方做生意。他们本来人口就少，又大量向美国移民，这些条件促成其改革。不过你若检讨其上层机构、下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则可以看出，虽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变乱，这些因素都已改变。至今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s）执政的国家，此非经过一段社会体制的改革，绝不可能。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1）
我这次讨论一国两制限于一个国家企图在现代化的时候，其行政事项不能全由一套数学公式处理所产生的情形。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别于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在其政务可以用数目字管理。因是它之体制，具有流线型。以后的行动，也比较可能预测，即使在过程中有一国两制的办法，其需要两种立法或是两种司法体制，也是缘于历史地理上的要求。这与一个国家故意将其权力在两个地区不平等地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或者王畿与诸侯采邑之区别，那不是我所说的一国两制，也不属于刻下讨论的范围。 下面提及四个例子，彼此在时间上及空间上的距离都很大。自此看来一国两制早已在各处前后发生，并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这几个例子，也无特殊创意，它们早已经历史学家提出，也经过专家之推敲。只是把这些例子，归纳于现在的一国两制标题之下，倒确是草创。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检讨，再加之也继续研究，大家可以在实质上体会到一国两制，确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物，而不仅只是一种带宣传性的标语，或者只是一团政治尘沙所产生之雾影。 当然这些例子可以在大范围之内给我们若干启示，可是我不提倡从中抽出细节和现下中国比拟。原因很简单，今昔不同，环境上与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刻下我们的检讨，无从避免粗枝大叶。除非我们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极确切的资料，否则，将两种偶然相似之处混为一谈，迹近武断，甚可能产生误解。 我的第一个例子为蒙古人在中国所创立的元朝。《元史？食货志》提到，元朝立国之后税收南北不同，华北用租庸调制，华南用两税制。我们在检讨此间区别之前，先在背景上应有若干认识。 上面提及，一国两制因企图现代化而产生。元朝立国于13世纪至14世纪，此时中国是否已曾现代化可能引起争执。哈佛教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与费正清，在他们的标准教科书内提及中国〃前期的现代〃已在晚唐来临，亦即在8世纪至9世纪间。他们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时中国社会稳定，所有的组织制度也已整体化，又能彼此平衡。这和〃古典时代〃的中国前后不同。这样说来元朝确已进入现代了。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独到的眼光，只是用词缺乏坚定性。所谓〃稳定〃、〃整体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历史里树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极长。中国早已进展到现代化之门前，甚至比很多国家早好几个世纪，可是虽叩关仍不得其门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早已发现用数学公式处理国事之大前提，她却始终不能引用真实的数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复如此。 租庸调制承袭于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条件为土地国有，全民通过〃均田〃的一段层次，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据有配有耕地。于是，税收采取〃包束式〃，租为谷物，庸是不付工资的劳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调为纺织品，普通用麻布缴纳。其税率全国一致，各家户按丁数乘基本数付税，或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按床缴纳。事实上均田很难按实做到，各家各户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税率极微，一般农民不难照办。换言之，租庸调取其明白简单，不仔细计较内部之公平。在一种原始型的农村经济之间，佃农不成为重要因素的话，可以通行无阻（关于租庸调的解释，历来考证的结果意见分歧，这里只概示与其他税制最大不同特点。 两税为夏税与秋粮，各在收成期间征收，以田地的亩数为根据，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税收与各家户之收入成比例。一般情形，较依租庸调之包束式的收取为多。 元朝之南北两制有其历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当蒙古人进占华北时，这整个地区已经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据一百多年，这些民族已将当地胡汉混同的人口编为各种公社。虽说我们无从确定当日土地占有之详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军事性格，可见得其政权能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之小自耕农（契丹与女真对华北户口的管制之概况，见《辽史？兵卫志》所叙〃蕃汉转丁〃及〃五京乡丁〃及《金史？食货志》内所叙之〃猛安谋克户〃。 ，于是征兵筹饷都以极短线条的途径直接输纳于军中。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没有不欢迎这动员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华南地形复杂，耕作物品类繁多，上述包束的税制碍难通行。况且南宋已在此间定有完整之税制，如果将其税收底账放弃，一切重来，未免花费。所以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2年诏令全部地区一切如旧，自此一国两制成为事实，终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订而从未全部放弃。 再则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们在草原地带的办法，将征服的部落发配贵族王子为奴，他们在中国也有如是之封禄称为〃投下〃。直到忽必烈采用南宋体式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才诏令废止此等小单位，但是《元史？食货志》仍载有150个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们封到的户口，少只有三户五户，多至10万户。根据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经理人员至地方政府，接受纳税所得，不能据地产为庄园，或执人口为农奴。可是如此重复的编派，在体制上至为紊乱。 忽必烈本人执政也多矛盾。他在并吞南宋时希望结纳南方人心，于是诏令凡宋廷额外征派一律罢免。在纸面上元朝税率极低，可是事实上非正规之差派仍是纷至沓来，有如征日本时造船之征发，在忽必烈统御期间他经常需要扩充财政与税收，因此曾牺牲手下三个功臣。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2）
阿合马乃是回纥人，他前后居官名目不同，如所谓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即等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如是者前后19年。他生前总以能干有效率著称，也获得皇帝信任。1282年他被一位汉人军官谋杀，御前也为他复仇将凶手拘获，明正典刑。可是不久阿合马殃民的传说接二连三地供达圣听，忽必烈因此大怒，下旨将之剖棺割尸。卢世荣初从阿合马入政，在1284至1285年间也有了统领财政税收的权责。虽说他得到忽必烈的口允，在他执行国务期间被控告得豁免，可是到头来告讦者多，卢世荣被检举获死罪，在年终之前执行。桑哥初至译员，专理宗教事宜，也继卢世荣整理财政，于1287年至1291年掌税收4年，其结局有如其前任三人整理财政情形除《元史？奸臣传》提及外，尚参见《世祖本纪》，又注意《食货志》述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及〃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照宋旧例〃各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里则称过失在忽必烈本人。 这些事迹与一国两制何干？ 以上三人之作为均列入《元史？奸臣传》，在传统作史者的笔下，这是归纳不孚众望各权臣的办法。他们执政失败之后，总以道德丧坏之罪名见诸史籍。我们仔细反复阅读三人传记，尚且发觉他们的获罪，全由部下人事安排而起，纠葛大都出自南方。 凡是熟悉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学者即可指出，此邦无从以精确之数字管理；官员数目有限，下端的小自耕农以百万千万计，又缺乏司法独立之传统，于是〃宽大〃与〃仁厚〃的宗旨，总不可少。颁行法令是一件事，按字面执行又是一事。将各地区之利害与中央的政策平衡，是艺术而非科学，人事上之妥协总不可少，如是儒家之人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