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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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4）
用不着说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讲的空前庞大的运动，可以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之真髓。我因为这些名词非常混淆而容易引起争执，所以强调进入此境界时，一个国家和社会即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亦即是过去以农业社会之生活方式作为施政的基础，现在利用商业社会里的生活方式。这样反能使读者看清这种改革之内涵，比一种呆板的定义更实用（可是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内，我仍给资本主义赋予定义，详该书页182）。换言之，我重归纳法，不重演绎法。有如我在《万历十五年》内已将中国官僚主义的理想与习惯叙述得详尽，即无须再将官僚主义这名词搬出来，再制造出一套抽象的理论。 可能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我不能如是容易地脱身。大家都知道讨论资本主义的前有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未曾在字面上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只称为〃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 era） 以及〃资本体制之立场〃（kapitalischer grundlage）， 后有韦伯，今日有不少的理论家自己已钻入〃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的境界。我个人即有此经验。有人问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说不是，对方就说那你一定相信韦伯了。 可是事实不是如此简单。在这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再引用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韦伯叙述欧洲脱离中世纪而进入现代时，思想信仰上的解放，有如路德及加尔文的神学，赋予教徒以自信，使他们将宗教上的信仰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这种〃新教伦理〃使各人心、口、手一致，所以思想与行动合理（rational） ， 非如此，令人预为筹谋的法制即无法执行，法制合理化，才有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具有极高度理想主义之成分，只能令人长思，无从证实。一种带集体性的基本思想，行见于社团当然有长远的影响。我上面就讲到爱面子，重英雄崇拜，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而非多元，就助长了军阀体制，也是这个道理。中国的秘密结社、崇拜关公，也是旁的组织原则如权利义务无从合理地划分得清楚，私人义气可以代替这些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得到韦伯启蒙的作用，我也劝各位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注重心理学和社会学。 可是要靠韦伯作为打开中国秘幕的钥匙，则未免期望太高了。首先我们务必了解韦伯的解释，只能在有选择性的场合上适用［他就引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及富兰克林的言辞支持他的理论］，并非新教徒都成为了资本家。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资本主义成熟得最早的地方威尼斯，这城市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天主教，只是它的主教自己选派，凡教堂对商业的约束它都拒绝遵守，此外并未产生独特的新教伦理。法国与比利时也为天主教的国家，这并未阻止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发展。荷兰因抵抗西班牙以主教加强各地之管制而独立，在独立的过程中加尔文派的力量才逐渐发展。独立运动的领袖威廉（沉默者William de Eerste） 先为天主教徒，后改信路德派，最后才为加尔文派。至于这地区历来地方自治的力量强，各城市的绅商有势力，独立之后新国家没有其他的逻辑，才锐意经商，作为资本主义最前进的国家，这并非由于教堂的力量促成，也并非受神学或伦理所摆布。 总之，像韦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地位甚至可能与王阳明对比，不可能由我三言两语抹杀得干净，一个国家和社会从农业体制衍化到商业体制，牵涉万绪千头，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大规模调整，韦伯的用处也在这地方。他讲到中国时提到父系威权（patriarchal authority），妨碍合理化地组织劳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我们都无从反对，我昨天就讲到明朝抽税威权由上至下，各人都要规避责任，土地变形，赋税也不能注销，正符合他所说；可是韦伯不知道有北伐，有抗战，他没有听到蒋介石的名字，不知有张学良、宋子文，我们不能从他的言论中，开创写中国近代史的出路，反之，我们过于崇拜他，只会禁锢我们的思想。 以上说及韦伯各点更可用于马克思。马克思曾说及：〃人之自觉不能决定他们的生存，只有他们社会上之生存决定他们的自觉。〃在这一点他的结论为：〃物质生活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特征。〃（摘自《政治经济评论》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劝告使我们注重经济史，因为他所说经济开头，思想随之转变。可是实用时也有限度，如当年很多台湾人士回大陆，发现大陆上的人主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仍要保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 《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到资本主义萌芽，不少的中国学者也随着依样（画）葫芦。西方的萌芽，基于〃外放分工〃（puttingout system），亦即在纺织业初开始时，不设工厂，投资者将原料挨家逐户地分配给劳工的家庭，各人在家中纺织，织成后，投资者又将成品收集，发给工资。从这种组织与系统，产生了以后的工厂，于是形成日后的资本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就抓住这外放分工办法，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点。 恰巧明清之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纺织业也采取了这种外放分工办法，不少大陆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就抓着这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明，咬定资本主义已于16世纪在中国开始组织。以后这说法也被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者所接受传播。可是世界上有名花异卉，萌芽了300多年，还没有结实成果？可见得过于相信威权，可以否定本人的判断能力。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5）
所以我的答案：我不是韦伯的信徒，更不是马克思的附和者。我觉得要将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务必要将整个体系拿出来比较。我们曾讲到明清的财政税收系统，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独特的体制，在交通、通信、统计科学、测量技术尚未展开之际，中国皇帝就要向全国的小自耕农抽税，小民也雇不起律师，于是笼统马虎，一切只仗威权，这是内向而不带竞争性（introvert and nonpetitive）的体制，只能在闭关自守的情形下维持现状，不能门户开放。 这样看来，也可见得门户洞开之后，天翻地覆的局面了。我曾讲到1930年的情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还只在一种创造的阶段。他的财政税收也还在草创开始。只表现着中外体系冲突时，新中国发觉旧系统无可改造利用，一改即都要重新组织。中国与外国的区别何在？这是一种特殊的农业体制，面对一种特殊的商业体制。商业重信用，所以它能够使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地任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保险等业通盘支配。这种种条件要能做到必须有法律支持，而且法律要能生效，也要从下端做起，厘定各人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全靠义气与私人道德。 在目下历史学发展的过程内，我不主张先作一部完整的社会史和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因为整个尚在动态之中，材料很难收集，而且在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局部的逻辑，不能算数。有如当日李、白、冯、阎的心理状态，与地方因素支配他们部队的情形，很难得到中肯的描写，而且统计数字更谈不上。刻下西方学者有的已循着学院分工的办法，如是做去，我已经提到膏腴万顷被当作肥沃的田一百万亩，再不然也染上了骂历史的坏习惯，将一种组织还没有条理游动状态的情形，和西方业经稳定的情形比，以至贪污无能，各种不负责任的指摘，占满篇幅，这些都不是正规之历史。我想将来都会被淘汰。 我的建议：我们打开中国现代史的出路办法，仍从军事政治史的纲目着手，不过每一个题材之内，加入社会学、经济学之成分。同时经常记着〃〖HTH〗立〖HTSS〗〃这个字的意义，亦即上与下之组织，与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又和以前的事和以后的事对照，比如中原之战必与北伐及抗战有关，尚且不被过去之威权所蒙蔽。我想大家都如是做去，中国的历史，三五年后必有一番新面目，也会充沛着积极的成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 现代的展望（1）
上两次我提及明清政府在交通、通信条件尚不具备之下，由中央政府向全民抽税，因此管制严、效率低、税收数额短少，民国成立以来承袭了这种体制，对以后局势之展开至为不利。又谈到过渡期间，旧体制确已崩溃，新系统尚未登场，人与人之间不能立即履行新时代之权利与义务。即在军队之中我们也只能以〃有面子〃和〃无面子〃的态度对人对事，这表现掌握群众心理的仍是旧时代的社会价值。然则在最黯淡的阶段，社会之衍化，并未停止。有如1930年的中原大战，表面看来只是祸国殃民，其实中枢借此一战，革除了过去之厘金，代之以统税。统税所辖的为火柴、水泥、卷烟、棉纱及面粉。这些商品在工厂里生产，也显现着人民之衣食住行，开始向现代的方向走。虽说进度仍有限，中枢想统一全国的程度仍不够，只是现代化的程序已经发轫，也由经济生活开始，影响到其他的各方面。 现在我仍循着这次序，继续讲述中国长期革命的重要里程。 新中国的高层机构由蒋介石及其率领的国民政府，经过对日抗战造成。 可是直到今日很少人看出这段历史的积极性格，一般的观感即是贪污无能。 很奇特的，贪污之由来乃是预算不足以覆盖应当解决的问题。例如1936年，已算是抗战之前夕，整个国家的预算只有12亿元，以当日3：1汇率计算，只值美金4亿元，这种数字见于《中国年鉴》，也载在《剑桥中国史》。这是一个微小的数目，不可能用之于供应全国陆海空军，经理庞大的文官组织，以及兴实业，办教育，维持全国的交通、通信。于是预算经费覆盖之不及，只能指令负责人就地征发，有时采包办制度。同一性质的问题采用不同的经理方式，于是整个组织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即是原列入预算里的经费，也可能由经手人中饱。其采取包办的一部更毋庸议。追根溯源，还是所掌握的资源不足以对付当前的问题。 愈离中枢愈远，其处置问题的情形愈不堪问，于是也招惹上一个无能的责备。 我个人无意为贪污无能辩护。一个官员贪污，也是贪污。一个将领无能，也是无能。只是抗战期间动员300万到500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疆域为战场，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为亘古所未有。亦即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至光绪、宣统没有过类似的事情。各位听我讲到传统中国财政税收的情形，也就明了中国以文教治国，几百年对内不设防，连动员的能力也没有。国民党军队被驱入内地之后，工厂数只有全国6％，发电量只有全国4％，于是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 我在1941年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的时候，军政部只能供应我们一套夏季制服。遇到天晴我们带着士兵在河中洗澡，赤着身体将衣服在河内洗涤，在树枝上晾干，以作换洗。迄至9月才由军政部发下一笔钱，说是另一套制服之代金，可是发下来的钱就不够，滇南万山之中也无处购买，更缺乏交通工具。最后只能由我们师长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逾境去日本人占领的越南，买下一批白棉布，回头用土法染成黄绿色，又缝剪为运动员式的短衣短裤以节省材料，至是我们官兵才有衣物换洗，其他捉襟见肘的情形，亦无不如此。 1986年底我来台北参加第二届汉学会议时，即说出我当下级军官时〃半像乞丐，半像土匪〃。然则对方日本即是因着我们宁死不投降，被我们拖着八年而拖垮。各位只要看到当时日本人，不得下台而焦急的情形，才能体会到抗战的伟大。经过这一段奋斗之后，中国才真实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体制才算解体，国家的高层机构才有着落。我们若带着批评的态度读这段历史，可是也不要完全忽视自己的成就。 至于拖垮日本之后，却敌不过中共，乃是由于缺乏新时代的低层机构。中共之翻转中国社会的基层，从农民暴动着手。这牵涉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两种不同的群众运动，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于是也显示着中国的内战无可避免。 中共和毛泽东的一段作为，当然也有它在历史上的积极性格。我主张承认他们的成就，但不接受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在背景上有一段阐释。 我所说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并非社会上的阶级，而只是在国家社会功能上所产生的区别。如国民党军队及政府各部门属于高层机构，地方上的组织如过去之保甲，以及土地分配占有的情形，属于低层机构。 我们提及共产主义，又撇不开马克思。各位务必明了马克思是一个不拘形迹的作家。他有时写得严谨，有时又非常放浪。他有一次曾提出大学教授和军人不事生产，与娼妓无别。那他认为不屑之行业三种，我自己倒占了两种。这种地方只表现他意气用事，不加检束。他最大的毛病，还是前后不符。剑桥大学的经济教授鲁宾逊（Joan Robinson）曾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说及生产虽增加，资本家仍保持同样的利润，工资在这体制之下不能提高，及至写至第三卷，却说生产增加之后利润下跌，事实上工资上升，工人与一般人民生活同样改善，马克思则将其详细情形避而不谈。我们再看到《资本论》里中国被提及10次，倒有7次与印度并列，只算是殖民地，还有一次则说及中国人工资之低，可能将其他国家的工资一并拖下去。总而言之，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后的出路，是否可行不论，起先即不可能与一个现代社会尚未组织完整的中国相提并论。他和恩格斯所作《共产党宣言》尚且说及共产主义者不应当另外组党，以与劳动阶级所组政党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