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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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的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对象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人们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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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1）
上海社保案的被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在上海原有的100亿元社保基金中，有32亿元被监管官员挪用，私自拆借给私营企业用于高速公路等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社保案的浮出水面，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受到刑事、党纪政纪处分。
上海社保案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几十亿元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上海社保案最让人关注之处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而上海历来被看做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唯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这当中过去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有企业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5年，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涉案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人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2年9月，因诈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2000万元，原海南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泉润被判处死刑；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票，被廊坊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至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一般公众更是连知情的可能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整个链条中涉及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等众多方面，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2006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他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2006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2）
上述三个因素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上海社保案如此，只要考察一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权力使用的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波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非规则化使用，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时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2006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比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房地产的*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从一些相关案例可以看出，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或不表态（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因房地产中的权钱交易而落马的原青岛市崂山区区委书记王雁就说过这样的话：“表面上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先由开发商给区长写用地申请，区长把用地申请通过分管区长批到国土局，局长再安排土地科填写审批表，经科长、局长层层签名再报到区里，缺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但实际上都是各个环节的一把手说了算。”“我是全区的一把手，自然说一不二。”比如，青岛有家房地产公司实力不强，看中了崂山区一块土地。总经理李某多次找王雁“做工作”。结果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王雁明知违背土地法相关规定，仍在对方没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利用区委书记职权，安排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并大笔一挥减免了16亿元费用。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前几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有人将其归结为主张和反对改革的争论，但其实，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应该由直接持有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但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订、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不走。这样一来，大量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二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下）（1）
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只要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大学生转系中的暗箱操作、超女选秀评奖中的暗箱操作、中小学收费中的暗箱操作、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中的暗箱操作、房屋拆迁中的暗箱操作、公务员考试中的暗箱操作、干部任用中的暗箱操作、国企改革中的暗箱操作等等。可以说，如此广泛存在的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失序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面的暗箱操作现象虽然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暗箱操作现象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身影，这就是权力。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可能有着很不相同的解释和界定，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权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决定点什么的能力。所谓暗箱操作，也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的不公开行使。而我们知道，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最近“驻京办”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人考察，驻京办的设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驻京办成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驻京办的真正兴起则是20世纪90年代。据有关数据，1991年北京已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1994年以后驻京办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除有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最新的趋势是，不仅国有企业在京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如果以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为100万元计算，这些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如此大的资金为何会用在这里？除了为来京的地方官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外，是为地方争取更大的利益，包括营造关系网络，在有关部门争取资金、项目、批文等。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经说道，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一般地说“跑部钱进”，人们也许还没有具体的印象，但如果看一下下面的数字，问题就很清楚了。据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作《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在2005年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调查中发现，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亿元，仅为中央实际补助亿元的。也就是说，中央实际补助中有近4300亿元（占全部的一半以上）未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预算中。对于这部分资金，至少要注意两点，首先，从使用上看，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实际上脱离了省级人大的审查监督；从资金的来源上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跑部钱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要有驻京办，要有“跑部钱进”的重要原因。
另有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逐年增加。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已达到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7％，地方财政支出的45％。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涉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