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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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贵族领主的名位和特权，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不过封侯。侯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臣民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设为郡县，不立封国。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
六 帝国的前夜（2）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而且，耕地面积限制太死，人不能尽其力；道路占地面积太大，地不能尽其利。废除“井田制”以后，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
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它的作用，则是提高了战斗力。荀子比较过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齐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给钱。杀敌一人，赏金（铜）一锱（四分之一两）。这样的军队，对付小敌还行，大敌当前就不中用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免税。结果军队增加了，国库却空虚了。这是“危国之兵”。秦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赐爵。无论什么人，胜则赏，败则罚，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所以人人奋勇，争立军功。难怪秦军成了“虎狼之师”！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中国大历史》）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六 帝国的前夜（3）
商鞅的执法也应作如是观。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他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并因此而结怨于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刘歆《新序》）。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绝对不能议论的。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说好的（言令便者），有说不好的（言令不便者），还有开始说不好后来说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乱民”，将其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前面说过，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商鞅的变法，却不但是集权，而且是专制。他的杀人如麻，就是专制。他的保甲连坐，也是专制。而且，因为钳制言论，他连“开明专制”（让人说话）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独裁。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暂时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既然要专制、集权、独裁，那就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目中，人民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过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由于他及其支持者的独断专行，变法之后的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全国通体实行郡县制，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秦，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诚然，将邦国改造成一个由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的“准帝国”，不是秦的特创，也不是秦的首创，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谓“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说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经崩溃，邦国变成帝国已经势不可挡。事实上，吞并了其他邦国的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诸侯的大夫，更不愿重蹈覆辙。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秦国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言，当其他国家还在“片面改革”的时候，秦国已是“全面的翻新”。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国原本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还有楚，这里不细论）。其他那些诸侯国，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个微缩的周王朝，国君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权其实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有三家分晋，有田氏篡齐。秦的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国君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实行的本来就是军事集权制，商鞅的变法只不过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而已。
因此，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个新制度，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者准确地说，国君集权制。这样一种被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使秦王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新政权。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将“地方集权”（邦国集权）变成“中央集权”（帝国集权）。这对于秦人来说，其实驾轻就熟。如果说还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其他六国的兵器全部运到咸阳，集中销毁，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以示彻底告别武力社会，永不兴兵。
大秦帝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权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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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君临天下（1）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嬴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嬴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则有如被架空的晁盖。然而在郡县制这里，天下臣民从黎庶（黔首）到官员无不听命于皇帝。进退兴废，乾纲独断；赏罚臧否，莫测天威；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一手创建帝国制度的秦始皇岂能称王而不称帝？
一 君临天下（2）
更何况，在邦国制度下，不但有至尊的“王”，还有至强的“霸”。王至尊，霸至强。至尊与至强，并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争霸还是合法的。这就会引起战乱，并最终威胁到王。因此，必须将至尊与至强统一起来，而这个统一体，就是皇帝。
事实上秦始皇也没有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更没有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而是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厉风行，不容商榷。他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