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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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二）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啃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钟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经领过市面了。钟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我们散步“探险”时，我偶见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见了。我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我上楼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隔出来的，由一座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我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钟书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住老金家，浴室厕所都公用，谁喜欢公用的呢？预计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这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我的预算是宽的。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随即通知老金家。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
　　我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订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我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我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路过商店，就订购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九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量柴米学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
　　我已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我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我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我们借用达蕾租给我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我们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夜深。钟书劳累得放倒头就睡着了，我劳累得睡都睡不着。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厨房了，钟书就想吃红烧肉。俞大缜、大姻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我们懂得一些。他们教我们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作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又咸又苦。我们的厨房用具确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不起那锅顽固的犟肉是怎么消缴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书吃得好快活唷。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