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全编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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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
　　（原刊1933年11月2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郑板桥即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乾隆进士，曾任范县、潍县知县。画坛“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存世。
　　②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见1933年10月12日《申报·自由谈》。
　　③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原刊1933年10月30日《申报·自由谈》。其文称：“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
　　④见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原刊1933年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
　　⑤“幺匿”严复（几道）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时对英语unit一词采用的音义兼顾的译法。unit一词，今译“个体”、“单位”、“单元”等。
　　⑥引语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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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中寻活字汇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①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②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③，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原刊1933年11月9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六臣注唐高宗时李善因祸丢官，寓居民间，讲授《文选》为业，撰《文选注》六十卷。玄宗时吕廷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共注《文选》，后人并李善所作注释，合为一书，称《六臣注文选》。
　　②“四史”《晋书》“四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叙史最靠前的四部，又称“前四史”。《晋书》是记载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在纪年上紧挨着前边的“四史”。
　　③《仪礼》亦称《礼经》，儒家经典之一。
　　

“商定”文豪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①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原刊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久已夫，已非一日矣”这是戏用文言滥调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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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老子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①，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②——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
　　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③的自白——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④——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就不见了。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⑤，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⑥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原刊1933年11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慨自欧风东渐以来”这是清末民初文人笔下常见的套语。“欧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②有一篇旧文章指《太平广记》卷二###引《玉堂闲话》的一则故事，题《目老叟为小儿》。
　　③杨某即杨邨人。其“自白”一事见《鲁迅杂文全编》（上册）《伪自由书·后记》一文及“孝子”注条。
　　④另有一篇文章当指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
　　⑤“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政体。1918年1月，康有为在上海《不忍》杂志第9、10期合刊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等文，称中国因其特殊国情而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
　　⑥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1924年任奉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次年为山东军务督办。后与李景林组织直鲁联军，任总司令。1926年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同年8月在北京杀害著名记者林白水等。1927年镇压上海工人起义，后被北伐军击败，逃往大连。“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作汉奸，应张学良电召入关，在济南火车站被韩复榘派人刺杀。
　　

后记（1）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①，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②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③（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问题如是
　　最近的《自由谈》上，有两篇文章都是谈到女婿的，一篇是孙用④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⑤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