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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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
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
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
只见浓浓淡淡的雾。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
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
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 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校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
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
意外的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
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 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
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
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
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
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
“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
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
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
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
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 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走过《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