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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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
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 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
生病
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去福建主持一个艺术节，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临开场前一个小时我突然上吐下泻，躺在宾馆里动弹不得。我忙给男主持人打电话，请他当晚“多担待点儿”，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心脏病发作，已送医院——当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
要说人还是有不少潜能可挖。如果没有退路，就只有往前冲了。一惊之下，我腾地坐了起来。只用半个小时化了妆，剩下的半个小时把男主持人的所有台词“拿”了下来。当帷幕拉开，摄像机顶上的红灯亮起，我已经手持话筒，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单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还格外用心，把现场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我尽量使自己自始至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在幕侧休息时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松，病痛又会占上风。两个多小时的晚会结束后，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导演、演员们纷纷跑过来表示慰问。“镜头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你在生玻”导演的一句话让我最后安了心。
奇怪，这一番苦撑之后，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胜利法，有时还真有些法力呢。事后我不无骄傲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不想妈妈的眼中流出泪来，说：“你还不是拚个年轻！”
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有时间生病？
能拚还是要拚一拚的。小时候就不一样，那时我还没病装病呢。
上小学时很羡慕因生病而请假不来上课的同学。看他们既不用听课，又不必做作业，还有爸爸妈妈心疼地问寒问暖，多棒！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实在不愿意爬出温暖的被窝，便有了强烈的装病的念头，谎称胃疼。大概由于我面部痛苦的表情做得十分到位，妈妈居然信了，忙托了我的一位同学送假条给老师，而她自己也请假半天，在家陪我。
一开始，靠在床上，吃着妈妈额外做的鸡蛋羹，心里美滋滋的。但慢慢的，不对劲了：妈妈守在一边，不许我起床；明明没病，却要装得一脸苦相，时间一长，还真有点儿难；窗外已下起雪来，看样子一时也不会停。课间的时候，同学们该打雪仗了吧？
窗玻璃上的每一朵冰花都有了自己的故事，墙上的钟才走到上午十点。
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情，何况今天拉下的功课明天还要补上，实在不合算。我一骨碌起了床，告诉妈妈胃己不疼了，还可以去学校上两节课。妈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
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玻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 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脖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
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
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爽朗的她决不相信我一个小孩子会得什么失眠症，反而责怪爸爸妈妈过于小心：“从前一家七八个孩子，还不是粗放放就长大了。如今只有一个孩子，倒不知该怎么带了。让澜澜多出去玩坑，玩累了还有睡不着的？”
你说有意思不，从外婆来的那个晚上起，我天天睡得香极了，即使外面唱大戏，我都不会醒的。
生长在北京的孩子大抵都有“光顾”北京儿童医院的经历。那里的候诊室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即使发烧也要来回奔跑玩耍的少年，。。那空间充满了孩子的哭闹声，护士的叫号声，父母的抚慰声和斥责声，还混合着来苏水的味道，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
那里是我小时候怕去的地方，想不到如今我成年了，依然怕。曾经在我眼中又宽又高的台阶，已经变得低窄，一步可以跨两级；被无数孩子当作滑梯的楼道扶手，光亮亮的，大概也已经被更换过了。但孩子们、大人们的各种声音依然汇合成那种熟悉的交响，来苏水的味道也依然浓烈。我深深敬佩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一定有超凡的爱心和耐心，才能日复一日地守候在那里，医治一个个病痛的小生命。
然而，如果你拾级而上，到了三层，周围一下子就变得安静起来。这里，就是病房了。
一天，电视台的一位女编导找到我。她的女儿最近住进了儿童医院，邻床的一位得了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的小病友得知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便请求见见“杨澜阿姨”。
病房里排满了一张张小木床，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吊着针，裹着纱布，直瞪瞪地看着我。记得小时候由于发育速度过快，引起腿关节疼痛，医生曾怀疑我得了骨癌。母亲说，她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流了泪。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眼前这些病恹恹的孩子，却己被证实患了癌症，而且是死亡率极高的血癌。那些坐在他们的床边，手里举着玩具、连环画和糖果的家长们，又该如何度日呢？
那位一直想见我的女孩子惊喜地叫起来。我递给她几件电视台的纪念品，无非是圆珠笔、小别针之类。她兴奋极了，骄傲地向其他孩子展示着，然后从枕下取出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我给她写几句话。
天知道当时我多么踌躇！我不知道该在她正飞逝着的年幼生命中留下什么。女孩说：“这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打吊针，不能下床，所以隔壁的小朋友看《正大综艺》时，我只能听着。”
我忙说：“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到演播室来看现场做节目，好吗？”
“真的吗？杨阿姨，我可听话了，肯定守纪律。护士阿姨都说我勇敢呢。”
她说着露出两条细胳膊，上面满是针眼和瘀紫。我轻轻抚摸着，更不知该写 些什么了。这个女孩子，多么乐观，多么开心，倒是她应该给我写点儿鼓励的话。
最终，我在那本笔记簿的扉页上写下：”爱你，我的小天使！”
在我临出国前，我又独自去过那个病房。我带去了两大桶冰淇淋，孩子们你争我抢，吃得很有滋味。但同样的床铺上住的是不同的孩子。。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幸运，能够健康地长大。生命有时会如此脆弱，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遁去。但愿在天国里，这些稚嫩的灵魂会得到安慰。
回国的时候，应该再去那儿看看。
中学时代
中学六年，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简称京工附中，它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生穿过农田去上学的恐怕为数不多，我却有这份享受。学校的后门连着四季青乡的大片菜田，走路只需二十分钟左右，算是条近道。遇上刮风下雨，骑自行车不便，乘公共汽车又不顺路，我便常常择此捷径步行上学。
冬日的北京，太阳起得迟。七点多钟，我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天还半黑着。走着走着见半天星辰淡去，一轮红日跃出青濛濛的西山。身负沉重书包的我，便在寒冷的晨风中有了高歌的欲望。冬天的田野硬邦邦的，没有生气，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寻早餐。不知怎的，我对乌鸦从来没有反感。
它们自食其力，不以声貌悦人，远远比学舌的宠中八哥讨人喜欢。中学生考试压力重，多少会有点迷信，比如有的同学认为穿某件衣服去考试运气常常不错，有的相信考试那天早饭一定不可吃鸡蛋，等等。我呢，常在心里盼着遇上乌鸦。我认为这些诚信的鸟儿会给我带来福气。若是遇上喜鹊，就大为恐慌，听它们吱吱喳喳的，心慌意乱。还好，田间的乌鸦比喜鹊多，我的考分也就常常有了保障。
小路边有一起猪圈，无论冬夏，味道都不佳。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都掩鼻而过。但日复一日见农民在那里忙碌：起粪、理圈，干得起劲，且安详自得，便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意。时而也看见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帮忙，热情地叫着大猪小猪的名字，全没有城市少年的娇气。他们健康的笑容让人体验到劳动朴素的美感。那时，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但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等哪天它站不动了，就是快死了。”那小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