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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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大四、傅六三、蔡六一、余小大、范廿三、李胜、叶八、陈小六、傅七十、杨二等一帮土痞为鹰犬爪牙。截至案发惩治前，竟是“居三县之界，霸一乡之权，败坏二十余年”。据官府判词可知，这个官氏恶霸团伙的主要罪行，可称“十恶”：
自设牢狱，刑施无辜。各式惨酷刑具，“如蒺藜、槌棒、狱仗、铜锤索、手足锁之类，色色有之，兵仗、弓、刀、箭镞，特其末者”。无论是本县居民，还是外来客商，稍有得罪，便被这帮人锁拿到私牢内拷打关押。最惨毒的刑罚，是把细砂放在铁锅里炒至赤红，灌入受刑者耳内。当地平民何大二、罗五二、罗五三、廖六乙等人，都因此立时耳聋，留下终身残疾。至于“殴人致死者有之，胁人自缢者有之”，以及“囚之牢房，动经旬日”的罪迹，斑斑无计。
停塌私盐，坐夺国课。宋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官八七嫂常年与私盐贩卖团伙勾结，家里设有盐库。闽赣一路的盐枭，多以此为中转和窝赃批卖要津。附近居民，一概被迫买官家的私盐。顺昌县前后六七任县令，都因无法收足盐课而离职。
私置税场，拦截商旅。当时顺昌为纸张、生铁、石灰等物资转输集散重地，官氏团伙在这里设下多道关卡，“收钱各有定例，赃以万计”。不少从外埠来的商贩，因拒绝缴纳这不明不白的“商税”，即惨遭毒打，甚至被抢走货物。
怙强习霸，豪夺民业。其手法有逼人立“虚契”，即并无一钱借人而迫使订债约，旋“白夺平民田园屋业”。或“借人钱物，已偿复取”，逼使破产。甚至“伐人墓林，弃人尸柩”。如此尚嫌不足，还要“勒被害人亲书罪状”，自己诬陷自己是盗贼，以备被害人告官时可反咬一口。
诱掠奴婢，贩卖人口。到案发抄家为止，官氏家尚有婢女进喜、巧奴、小童等多人，均系“诱掠得之”。
夺人妻女，毁人家庭。这一条罪状，官方判词概称为“夺人之妻，擅改嫁与恶少爪牙，而取其财”，乃至“一乡千家，父母不得子其子，夫不得妻其妻”。换成白话讲，就是生了子女被官氏掠去勒充为奴婢，娶回来妻子，被官氏的爪牙抢去当老婆。
故违国法，私宰耕牛。宋朝法令以耕牛为生产工具，严禁宰杀。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惟有“黑店”才敢卖熟牛肉，而官氏“常杀耕牛以数百计，牛马大耗”。
虚创“公益”，敛索民财。先后以创办“防盗”队伍、修桥等名义，强迫本乡1300多户人家出钱，“得财入己，民敢怨而不敢怒”。
私行文引，伪造官书。官氏“捕人”而以“文引”为凭是一贯的，此外在拆毁官道桥梁等建筑架造私业时，还“伪作达官书札欺诈郡县”。
顺昌八七嫂 女恶霸手遮半边天（2）
勾结衙蠹，贻毒一县。这条罪状，最终是“乡民被害者数百人泣诉”，由上级官署查实后，写在判词上的，略谓：“前后官府月吏素与交结，往往将词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乡民有争，不敢闻公，必听命其家。”
一个以女无赖为魁首的流氓团伙，且并没有显赫门第、勋业功名之类可资倚仗，竟得以嚣张到这等地步，确实骇人听闻。
官氏团伙的终极命运是一朝覆灭，官八七嫂编管信州，儿孙等分别刺配，所有爪牙或徒或杖，各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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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1）
明朝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盛夏，真定府晋州（今河北晋县一带）发生了一件上报中央的大案：一个叫桑冲的淫棍，运用扮女相、设骗局、施迷药等手段，创下了10年间奸淫良家女子182名的骇人纪录！
桑冲本姓李氏，原系山西太原府石州（今山西离石）李家湾文水东都（军队番号）李大刚的侄儿，有关他父母的情况，以及怎么会随叔父去部队驻地的原因，已无详考，只知其年幼时，就被卖与山西榆次县人桑茂为义子，遂改姓桑氏。稍长，混迹无赖行列，成为无所事事的浪荡儿。
成化元年（1465），即明宪宗登基未久时，桑冲听一个嫖友相告，家住大同府山阴县的谷才，善于男扮女装，以教授女子针线活计为名，暗行奸宿，淫游18年，从未败事。桑冲闻说心动，就去大同府寻访，在南关居民王长家里找到了谷才，即拜他为师，专习奸骗妇女的伎俩。
谷才先把桑冲脸上的汗毛须髭绞剃殆净，眉毛也作了整形。再蓄发分作三绺，戴上假髻，扮成妇女的头脸。然后教他学做各式女工，如描剪花样、刺绣荷包、缝帽纳鞋、烹调菜羹等，同时传授如何混进闺房、挑逗哄骗、自制麻醉药物，以及淫欲得逞后怎样诱骗威胁不致败露的各种作恶技术。两年后，桑冲“学成”，谢师还乡。归途中恶技初试，即告成功，自喜不已。马上应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的请求，收本县北家山的任茂和张虎、谷城县的张端大、马站村的王大喜、文水县的任和成孙原共七人为“再传弟子”。当时约定，往后各自行事寻乐，万一事发，谁也不许把“师傅”扳出来。
成化三年三月，扮成女人模样的桑冲离开榆次，开始了长达10年“别无生理，专一在外图奸”的职业性骗奸生涯，历经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45府州县及乡村镇店78处，足迹所至，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山东三个行省。沿途留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行骗。其惯用手法是，先诡称自己是家住某地的妇人，因丈夫死后，不堪夫家族人虐待，逃亡在外，靠做女工为生，以此博得人们同情。然后在作案对象的宅第附近，找一人家投宿帮工。过几天后，便央求借住处主人介绍他去受害人家里“教作女工”。当时大户人家男女之防极严，大姑娘小媳妇皆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教作女工”的意义，不仅是传授一些家政技艺，还兼有趁此机会，让这些广有见闻的同性陪伴起居、聊解烦闷的作用。为此，桑冲总能比较顺利地获得和这些被害妇女同宿一屋的机会。常用的作案手法，是故意讲些“风话”，挑逗受害人情欲，或诡称“作戏”，即诱使被害人同其模仿男女交欢，趁机诱骗得手。如果遇上那些不易受哄辞色刚正的女子，则候至夜深时，向其喷洒迷药，使受害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强行奸污。
旧时富家女子贞节观念极强，无论是被桑冲哄骗得手的还是被强施奸淫的，事后从自保“名节”计，都遮羞含辱，不敢声张。也有一些耐不住独守春闺寂寞的离人之妇，还乐得借此聊解夫妇别离之怨。所以桑冲行淫10年，人财两得，竟从未失手一回。直到成化十三年七月，当他又要向第183个受害人施恶时，这个淫棍的大限终于来临了。
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2）
这天黄昏时，桑冲来晋州聂村生员高宣家，自称是赵州民人张林的小老婆，因不堪丈夫打骂逃出来，想投宿一晚。高宣见他是个举止袅娜的少妇，毫不起疑即留他在南房内宿歇。谁料高宣的女婿赵文举也是个色中恶鬼，竟于半夜里偷偷摸进南房，要向这个假女人求欢，桑冲本为垂涎高家小姐的姿色而来，万万没想到自己先被高家女婿盯上了，惶急中将对方推倒。赵文举色胆包天，力气又大，马上把桑冲按倒在炕（北方的床铺）上，并强行解开他的衣裙。这一下，桑冲男扮女装的行藏完全败露，立刻被高家捆起来，解送晋州衙门。经审讯，大淫棍招供了师承谷才（此时已去世）、传教任茂等七人，以及10年流窜作恶的种种罪行。
晋州府认定桑冲所犯之罪，类比“十恶”，连同奸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一并解送北京，乞敕法司从重拟罪。明宪宗得知，命都察院复审。十一月二十日，掌都察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题：“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习学前述，四散奸淫。欲将桑冲问拟死罪，仍行各处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体问罪，以儆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碍人众，亦合免其查究。”两天后，皇帝在承天门下旨，原话为：“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
都察院奉旨，以零刀碎割的“凌迟”酷刑，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大淫棍桑冲。与此同时，行文各省按院，缉捕任茂等一伙尚流窜各地行奸的流氓分子。此案全部过程都载在当时的“邸抄”（官报）上，说书艺人还把它编进了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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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市做痞 落草为寇
流氓和匪盗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行为条件的差异，就是一个显著的区别。流氓以隐身市井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匪盗则以啸居山林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即使是原义与“盗”相通的“贼”，也就是流氓中的小偷类型，也有手段与后果上的差别，小偷通过穿穴剪绺等窃术，一般以窃取财物为终极目的，匪盗则是明火执仗强夺财物外，还以打家劫舍乃至杀人放火为手段特征，对社会秩序构成更直接更严重的危害。《礼记》说“盗窃乱贼，而不作寇”，说明代表官方的“正统”舆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
不过，“隐市做痞”和“落草为寇”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倒是具有各种联系。明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匪犯罪活动十分嚣张，甚至分掠陆上州县，烧杀奸淫，作恶多端。当时便有人经过调查后指出，这帮匪徒多利用地方上的“棍徒”充当眼线或内应，这就是匪盗与流氓互相勾结的实例。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中，有一则述五代时潞州恶少向拱“折节徙义”的故事。此人原在市井称霸，弹弓走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同时又与匪盗暗通声气。后来他去晋阳投军，路遇原先不相识的土匪劫道，很快便达成谅解。反过来，土匪除赠他盘缠外，又找了10个小偷替他带路并相帮解决沿途食宿。这也是当时草莽凶徒在突入市镇打家劫舍前，常得偷儿类提供情报或接应指道的惯情反映。《水浒传》里描述史进在史家庄麦场边柳阴树下纳凉，见有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便喝问“莫不来相头脚（指帮助土匪踏勘地形）？”当是经验之谈。
草寇土痞同恶相济以外，从市井沦入草莽是不少流氓在犯下罪行后逃避官司追捕的重要动向。清季“名人”张国梁就是这么个典型。他原名张嘉祥，是广西贵县的一个恶棍，贩卖毒品，绑票勒赎，干了不少坏事。后被受害者告到官府，贵县县令杨曾惠出票拘拿他，即逃到贵县与横州交界的大岭一带，索性当起土匪来。
《新唐书·窦建德传》里也提供过一个类似的事例：隋朝大业年间，会邑偷羊贼孙安祖因案发被县令捕劾笞辱，怒而杀官，逃到窦建德家躲避，窦即指点其逃入“广袤数万里，葭乱阻奥，可以迷难”的高鸡泊中，从此昼伏夜行，掘古墓，劫旅客，做成个匪号叫“摸羊公”的强盗，而“摸羊公”三字又记录了他从偷羊到劫人的履历。
由流氓向匪盗的身份转换中，纠集成帮且配有武装的贩私团伙更具备一触即发、倏成气候的客观条件。如北宋末年李纲上《乞措置招捕虔州盐贼奏状》称，广东匪盗，分掠南雄、黄州、循州、梅州、惠州各地，“残破州县，杀害平民，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南宋时真德秀《得圣语申省状》亦断言，“福建前此群盗，皆异时私贩之人”。读者可参见本书第三章中“结党横行贩私帮”一节。其实这类人在走私时的所作所为，已同匪盗行径略无二致了。
中国古代官方文书中的“匪盗”，一向把并非“职业性”常态的“反民”也包含在内，这种具有突发性的聚众造反行动，有不少属于农民起义性质。流氓往往成为这类行动的垫脚石或参与者的历史现象，也很引人注目。以隋末瓦岗寨中若干人物为例。如郭孝恪，原先生活在许州市井，连他父兄也斥其为“无赖”，德行可知。等到天下大乱后，“率少年数百附李密”。此“少年数百’的原先身份大抵是郭孝恪一路。又如徐世，修成“正果”后亦不讳言从小流氓到绿林再到接受招安当军官的复杂经历。他曾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为无鞍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多贼，有不快意，则杀。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这是一份很有代表性的自述，也替专门研究匪盗史的在调查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来源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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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丐独尊 以帮“服”人（1）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到宝玉去宁国府看戏，无意间撞破贴身小厮茗烟与丫环万儿在小书房里的幽会。茗烟感激主人替他遮瞒，忙讨好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
据专家释义，“花子”乃“叫化子”（即乞丐）的音讹，“仔细花子拐了去”，系指彼时流行城乡的叫化子拐带儿童的现象。连性好闲逛的宝二爷也引以为戒，可见其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大！唯拐骗人口，向来是棍骗凶徒所为，何以形状可怜、靠人施舍为生的乞丐，也会操此伎俩呢？
这正是本篇的主题：古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生成原因、行为特征、观念意识都与流氓相似的寄生性群体——丐帮。丐帮是一种职业性乞丐团伙，与因为遭逢凶荒而作临时性乞讨谋生的，或确系身缠疾病及老幼无依因而无法另觅生路的乞丐不同，他们所以会自甘沉沦到社会寄生人口的最底层，除却各自复杂的原因外，大抵以好逸恶劳的恶习及自轻自贱的品性为共同禀赋。在农村，虽然也有乞丐的踪迹，但自己也常赖米糠野菜对付饥荒的广大农村居民，能施舍给乞丐的余食少得可怜，所以真以乞讨为职业的，又都以市井为生存环境。这些方面，都与流氓群体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在同类相与结伙、纠集成一种社会势力这一点上，则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