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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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发生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个妖僧“王法师”，从山东流窜到浙江，和鄞县人曹元、慈溪人钱德等串通，在慈溪建立所谓“无念社会”，由曹元等共同推戴“王法师”为“一佛出世”，广为宣传。于是设坛聚会，号称“玄堂”。“玄堂”有三间，三间上又有阁楼，不少被宣传蛊惑来参加“无念社会”的年轻妇女，都被骗上阁楼“受戒”，遂遭奸污。稍后，“无念社会”的影响渐广，“王法师”一伙的色胆益大，至公然裹胁受骗妇女暮聚晓散，每夜到“玄堂”供彼玩弄。“王法师”犹嫌不足，又去定海、鄞县等地设立“无念社会”的分支达十数坛，所到之处，率引地方无赖土痞为同党，一样是以奸骗妇女和钱财为目的。“玄堂”秘闻，首先从慈溪泄露，“王法师”闻风逃遁。而曹元、钱德等人被县署传讯后，尚敢一口咬定纯系拜佛，并越级上诉至宁波府喊“冤”。府署向那些去过“玄堂”的妇女调查时，一个个都咬牙低头，含羞带恨，不忍说出口来。与此同时，定海等地的“玄堂”案相继侦破。事证俱在，这伙假借神佛名义奸淫妇女的流氓，才受到发配边远地区服刑的惩处，但首恶“王法师”竟逃之夭夭。
从严识别，“神棍”与窃据寺观的花和尚妖道士类还有所区别，在正统宗教看来，这些都属于野坛左道，官府则称作“邪教”。“邪教”多采取秘密社会的形态，因此往往被谋举造反者用作聚合势力的渠道，到清代乾嘉前后，更与民间会党团体并列为近世中国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明代中叶起，“神棍”利用“邪教”作恶的现象趋向普遍，则可视为近代流氓大批向教门会党渗透的先声。等到这类秘密社会完全被流氓所控制而堕落为流氓集团或黑社会势力后，流氓群体也完成了古代型到近现代型的转变。
强盗碰上贼爷爷（1）
清朝中期，北京有个剪绺贼住“贯城李镖局”隔壁。此人以两枚磨利半侧的铜钱为作案工具，平时将钱骈夹在两指间，垂手游逛闹市，割人衣囊探取钱物，就像摸自家口袋一般便当。某日，有人请镖局护送一批货去南方，适逢局里的镖师全出差了，剪绺贼便自告奋勇替走一回。临行前，掌柜叮嘱说：“你虽无武艺，但劫盗见我贯城李的镖旗，谅亦不敢劫镖。不过，他们倘托词交友，请你喝酒，你万万不可答应！”
未出掌柜所料，等候在南下道中的劫匪看见贯城李镖旗后，没敢轻举妄动。但看见护镖师是个生面孔，又觉疑惑，遂以结交为借口，邀他同饮，想试出对方武艺深浅来再作计较。剪绺贼忘了掌柜的警告，当真随他们喝酒去了。
酒至半酣，强盗们亮出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真意，道是您既然替李家走镖，一定身怀绝技，请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剪绺贼这才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以敬酒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饮数杯后，强盗们又请他“献技”，语气已近逼迫。剪绺贼淡然道：“各位摸摸脑后。”众盗不解其意，都反手一摸，不得了！各人脑后的辫子全不见了，连何时被剪去的也不知道。剪绺贼嘿嘿冷笑，把他们的辫子从袖管里一条条掏出来搁在桌上，拱成一堆。群盗大惊，一起拜伏请罪，恭恭敬敬地把他和货队送走了。
偷儿以身手敏捷的剪绺术慑服群盗，这可正应了一句老话，“强盗碰上了贼爷爷”。认真讲求起来，“贼”也委实不枉担这“爷爷”的尊号——各种类型的古代流氓犯罪行为中，论“技术”精良，的确以偷儿窃技为第一等。仔细推敲，似有三条原因值得重视：
一是讲究传道受艺。从史料记载看，凡手段高明的偷儿在入此道时，都拜富有经验和绝技的惯贼为师傅。如清代安徽巨偷吕二，以钻穴、逾墙、剪绺、探匙等窃术分类授徒，“其避光匿影、绝声灭迹之法，暇目辄为其徒口讲指画”（徐珂《清稗类钞》），促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讲究结伙行动和角色分工。如踏勘地形的叫“踩点子”，行窃时放哨的叫“巡风”，替主窃者打掩护的叫“护托”，得手后传递赃物的叫“过托”。俗谓“捉贼捉赃”，所以一般偷儿团伙又都有专门窝赃的“窝家”，这种角色从不参与作案，很难被人怀疑上。
三是讲究诡计取胜。即便是结伙作案，也以各显神通弥补主窃者之不足为特长，不比有些流氓类型专恃人多势众，强夺硬劫。试举数例古代偷儿常用的伎俩：
一叶障目，即障眼法。如贼扮顾客去缎庄，以选料裁衣为托，让伙计把货架上的绸缎卷子一件件搬到柜台上看货，等绸卷堆起多了，他猛地抖开一匹；左手扯出几尺面料往身上一盖请伙计品评，右手就在此遮蔽下把柜上的绸卷塞进自己袍襟内。待从容离开时，店伙因柜上杂乱，往往对失窃毫无察觉。
对卖调包，即以相似的物件偷换行窃。明清时，常有偷儿以此术往银楼中窃取贵重首饰，全仗手法敏捷。
声东击西，如《随隐漫录》举南宋时临安偷儿窃术：受害者挤在人群中看人摆场子卖药，但两手始终护持缠在腰间的大钱包不放。偷儿搭档来了，护托的捡根树枝对其脖上一戳，就在他伸手抓痒的一瞬间，钱包被主窃者解开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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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碰上贼爷爷（2）
调虎离山，如前述惯偷吕二，听说邑中富豪娶亲，妆奁极丰，即率徒弟杂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混进喜堂。过一会儿，一个徒弟手提事先备好的包袱往外疾行，一个徒弟高喊捉贼。趁着众人赶紧去追的当儿，吕二立将堂上陈设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等众人追上那当托儿的同伙，检视包袱情知误会后再回转时，吕二早已连人带赃跑得无影无踪了。
拍花闷香，此乃不断袭用之老谱。“拍花”即小偷在深巷内等候受害者走近，突以洒有迷药的绢帕捂住对方口鼻，使之昏迷后，尽窃随身财物而去。“闷香”即夜携具有麻醉效用的闷香进入人家点燃，使合室人昏迷后，席卷而遁。这类药物配方，大都由师门传授。
活鬼要发死人财（1）
西晋太康二年（281），一个风高月晦的晚上，坐落在河南汲郡（今汲县）荒郊野外的一处战国时代的陵墓被人掘开个豁口。躺在棺椁内的腐尸是500年前南面称孤的魏襄王，掘墓者是当地的一个偷儿，名叫不准
不准像只田鼠似的，从自己凿通的豁道里钻进了魏王墓。墓穴内漆黑一团，他伸出双手四下摸索，抓到了一把竹片，即将竹片点燃照明。火光闪闪中，贪婪的偷儿瞪大贼眼，竭力搜索并攫取墓中每一件值钱的物品，然后满载离去。天色将晓时，有早起的乡农远远看见古坟中余烬闪烁，忙跑去报官。及官中派人来查看时，现场除却暴陈烂棺的腐尸外，只剩下一枚长约二尺五寸的铜剑和塞满陵室的竹片了，因为曾被偷儿点燃当照明物，不少已成灰烬。
竹片上用黑漆书写着蝌蚪文，这就是纸张发明前古人用来记事作文的“竹书”。竹书装了几十车，全被送到京师洛阳，经著名学者束皙等人考订整理，一共编定出古书16种75篇，其中包括至今被史家视作珍籍的《竹书纪年》。最让人痛惜的是，由于偷儿的肆意践踏并燃简照明，有七篇竹书因残损严重，再也没法辨识原貌了。
西晋政府下令严缉暴殄文物珍籍的罪犯，方幸得手的窃贼很快便落入法网。到唐人纂修《晋书》时，便根据官方存档，赫然写上了“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个小小的盗墓毛贼居然名垂青史，这在官修正史上是个异数，恐怕连不准本人也没想到过。
盗墓这种勾当，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偷窃行为。春秋时，孔子去参加鲁国摄政季平子的丧礼，见其亲属正要将国君佩带的玉器放入他的棺椁中陪葬，连忙上前阻止说：“放如此贵重的宝玉陪葬，岂不是要让死者暴露尸骸于荒原？”贵为摄政王者尚未入土，孔子已经先担忧起陵墓被人发掘的可能性，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盗墓风气已十分猖獗了。
墓穴乃死人葬所，这等阴森可怖之地而引人入胜，关键在于自西周以来逐渐扬厉的厚葬习俗。富贵人家的墓葬，棺椁必重，陪葬必厚，珠玉货宝，衣被珍玩，以及死者生前使用的名贵器用等，大量地随其入土。于是许多以偷盗为生的窃贼，竞相把攫取目标由活人转向死人，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作案时风险小并容易遮盖犯罪形迹，从而减少了遭捕被究的机会。《吕氏春秋》点明这批盗墓贼的社会渣滓身份：都是些不顾从法令、不听从父兄教诲的子弟。凡用釜吃安分饭的乡邻们都要群起驱逐他们。他们畏惧耕田砍柴的辛劳，又贪求美衣侈食的享受，小聪明便耍在干坏事上，遂结成掘冢盗墓的团伙，日夜凿道钻穴，偷窃瓜分坟内的葬物。据《汉书·地理志》载，彼时赵国、中山国等地方，盗墓几乎泛滥成灾。再看杂书上有关历代流氓犯罪的史料，差不多都有这类勾当的记录。如汉初时黑社会的巨枭郭解手下，就有一大帮专以盗掘坟墓为能事的喽。
古代窃贼盗墓的方式，大致依发掘对象规模的大小，分作两类。倘是颇具规模的陵墓，通常是团伙作案。他们或者是于陵墓附近盖房，然后在房内挖掘通往墓穴的地道，利在“施工”从容而不露形迹，或者是聚群力连夜剖掘，利在“速决”。倘是一般坟丘，或虽具规模但防盗措施简易者，通常是两三个人乃至单体作案，多为估准棺位，掘个洞钻进去。为遮掩形迹，洞口愈小愈好，不少盗墓贼都特为练就了在仅可容身的通道内仰进俯出的本事，有人甚至能俯卧尸上，在没法转身的极窄空间里，将死者衣裳一件件反穿在自己身上。“专业”的掘冢贼多使用一种专为盗墓用的“洛阳铲”，也称“探铲”。铲头为半筒形，既可装柄，亦可系以长绳，下探至数十米处，再根据铲头带上的土质判知地下堆积情况。这玩意如今已成为考古勘查的常用工具，倒是古代窃贼始料未及的。
活鬼要发死人财（2）
封建王朝历禁盗墓，如唐代刑律规定：掘冢者流配，开棺者处绞刑。但法网再密，怎抵罪犯之欲潮汹涌呢？
劫质绑票索赎金（1）
赵广汉是西汉昭宣时期的大臣，曾因代理京师长官整肃社会治安获得舆论称赞，并被实授京兆尹。《汉书·赵广汉传》里，收有不少他同犯罪团伙斗争的事迹，其中有两例是专讲绑票的。一是某日，长安恶少数人，在僻冷穷巷的一间空房子内聚会，计划劫持某人，向其家属勒索。商议未定，赵广汉派出的缇骑已将他们包围。经逮捕审讯，皆供认犯罪预谋不讳。一是长安有个富人苏回，靠捐输财物，在皇家羽林军里得一郎官职务。两个不法分子觊觎他家产，遂将他绑架。移时，赵广汉亲自率人赶到苏回被羁押所在，自己站在庭院里，派长安丞龚奢去叩屋门，同绑匪谈判。龚奢遵照赵的嘱咐，温言善语道：“京兆尹赵广汉多谢两位，千万别杀人质，他是皇上的宿卫官员啊！你们若释放人质，束手伏罪，京兆尹保证善待二位。如果有幸遇上大赦，还可解脱罪名，赦免回家。”两个人没想到官府追捕如此神速，都吃惊不已，决定接受龚奢的劝告，开门自首，向赵广汉叩头认罪。赵广汉见苏回安然无恙，也高兴得跪下来向两个罪犯道谢：“郎官还活着，赵广汉感谢你们的厚爱。”
《汉书》作者述此两事的本意，是想说明赵广汉“发奸伏”的能力。但读者亦可从中感受到即便在这位长官的治理下，京师的绑票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缉捕的情况下，随时有杀害人质的可能，使官府常常处在被动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还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来相谢呢？
到了东汉时，京都洛阳的流氓劫人质勒财物的活动，比西汉益甚。《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的儿子才十岁，在家门口玩耍，被三个恶棍劫走，关在某处楼上，通知桥玄拿出钱来赎人。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尉率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法无天，我身为大臣，岂能为保一小儿之命，让恶棍逃脱！”促令强攻，结果其儿子被绑贼杀害。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绑贼勒索，甚至不惜牺牲人质，略见东汉政府对于城市流氓绑票活动的无奈。
唐宋以还，城市流氓的绑票对象益加向富家小儿集中，一则作案方便，二则油水肥腴，三则勒索成功后，因小儿无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便是根据原载于宋人岳珂所著《史》里的史实改编，谓北宋神宗时，某年元宵之夜，大臣王韶的五岁小儿南陔由仆人驮在背上，去东京闹市区观看灯景。乍出府门，即被绑贼盯上，跟踪到人多拥挤处，觑准仆人抬头看灯且松手伸个懒腰的一瞬间，便把南陔驮到了自己背上，迅速遁去，而小孩因胯下依旧有人驮着，竟于不知不觉中已被人拐走。这等手法，比之《水浒传》里雷横和李逵搭档掳走沧州知府的小衙内，显然高明多了。
明清时代的流氓绑赎小儿风尤甚。郑仲夔著《耳新》，辟有专节介绍潮州和惠州的“勒赎”：作案团伙专以富豪家子弟为人质，一上手就用布条将眼睛蒙住，七拐八弯，带至深藏在闾巷的巢穴里，然后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张贴告示，暗示被绑人家属用现金赎取。一旦家属照其所示方式与之联系上后，必尽情敲诈，餍其所欲后再放回。如果家属不能满足对方条件甚或告官查捕，他们便以残害被绑人的肉体相威胁。
劫质绑票索赎金（2）
清代时的北京，还有一些既想勒索钱财，又怕承担绑匪罪名的无赖辈，想出新的花样：在市街上拐得小儿后，贴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处收容迷失儿童，盼家长前来认领。及家长来认领时，照样勒索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