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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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初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为托派问题垮台，中山大学内部爆发了教务派与支部派之间的矛盾。
　　原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他们被称为教务派。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拉拢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他们被称为“支部派”。
　　其他的学生则被称为“第三势力”。
　　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在莫斯科郊外塔拉索夫卡举行学期总结会议，两派就学校的教务工作和党政工作展开激烈争论，互相攻击，各不相让。就在两派争得难解难分之时，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这个建议被米夫采纳，教务派很快被搞垮了，阿古尔受到撤职离校的处分。
　　斗倒教务派，使王明、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人在政治上进一步结合，为王明宗派组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一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
　　1928年初，为了彻底整垮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王明又捕风捉影地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江浙籍学生有聚餐的习惯。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　。。

改换门庭（6）
事情传到中山大学支部局，王明来了精神，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是“反党小组织”。应王明等人的要求，米夫请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调查。结果令王明大失所望，只是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
　　王明不肯罢休，他怂恿来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书记向忠发到中大讲话。向忠发偏听偏信，在讲话中大肆谴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恫吓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人该“枪毙”。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学校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大批江浙籍学生受到牵连。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本来不愿过问中大的事，避免卷入是非漩涡，但俞秀松等人不服，向*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控诉。这就不能不管了。
　　*代表团认定王明在中大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宗派小组织活动，对在幕后支持王明的米夫表示不满。9月，张国焘和瞿秋白先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要求。
　　张国焘说：“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任务的人，最好不要过多参预*内部的纠纷。而担任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就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的事，必须得到制止。”
　　瞿秋白向枯西宁推荐鲍罗廷取代米夫，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这件事传到米夫的耳朵里，加深了他与*代表团之间的隔阂。
　　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大的纠纷。一次会议上，中大支部局负责人柏耶金为学校当局辩护，指责不少学生受过托洛茨基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影响，学校开展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既是阶级斗争，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
　　参加会议的张国焘立即表示反对：“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地在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指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首都，还不能采取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将他们完全看作阶级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
　　这一番话，令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两个星期之后，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米夫未到会，由柏耶金领着支部局委员博古参加会议。博古的口才在中大首屈一指，他指责*代表团干涉中大的事务，并采取揭疮疤、挖老底的策略，痛斥张国焘为机会主义者，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张国焘气愤地声明：“现在讨论的是中大应该采取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代表团或者我个人。”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详细地调查后，作出决议，严厉地批评中大领导所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虽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但对正在风头上的米夫及其追随者来说，无异是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张国焘与米夫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
　　一次，米夫邀请张国焘等人到东方部开会。他拿出一张写着十几个学生姓名的名单，说是准备把这些人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作苦工。当时，只有*和苦役犯才会被送往西伯利亚偏僻苦寒之地，送去的人很少有生还的机会。。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改换门庭（7）
“你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去，试想，如果将来他们在苏联境内下落不明，他们国内的亲友会作何感想？不如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接受考验和改正错误。”张国焘婉转地表达不同意见。
　　从1929年春天开始，围绕富农政策、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政治问题及学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拥护和反对支部局的两派矛盾升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代表团之间也存在着深刻分歧。
　　不同层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所有的矛盾在1929年6月17日开始的中大全校党员大会上得到总爆发，辩论持续了十天十晚，通称“十天大会”。
　　会议前，王明等人为加强对*代表团的攻击，向米夫献策：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撑腰鼓劲，以壮声势；另一方面，邀请*代表团出席大会。用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置*代表团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
　　瞿秋白召集代表团会议，提出他自己不出席大会，请张国焘到会。
　　大会开始后，芬可夫斯基首先在大会讲话，全力维护支部局，对反对支部局的广大党团员进行了猛烈批评。他还指责*代表团干涉中大的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甚至公开讥笑张国焘是“右倾调和派”，根本不应当受到学生的尊敬。
　　在他攻击*代表团时，李剑如、余笃三等人气愤不过，当场打断他的话，跳上主席台想把他拉下来，同时阻止博古和*为他作翻译。
　　会场一片混乱，嘶叫声、讥笑声、跺脚声响成一片。
　　张国焘试图使会场安静下来，走到前台高声喊叫，要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芬可夫斯基讲完后，张国焘发表演讲。他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考虑到党内团结的问题；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代表团取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不能被指责为不正当的行为；支部局应当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制批评意见，制造党员中的分裂现象。
　　“十天大会”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托洛茨基派及其他反对派乘机活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和影响，中大的情况越来越乱。
　　随着问题的复杂化，张国焘嗅出危险的气息，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他紧急刹车，果断地从中大斗争的漩涡里退出，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同时，他以缺乏理论学习、需要深造为由，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开始向王明、博古等人“请教”。
　　敏锐的嗅觉和及时的转弯挽救了他。
　　1929年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在中大实行“清党”。“清党”采用极“左”的方法，对党、团员和学生搞人人过关，把少数托派分子与多数对学校工作有意见的学员相混淆。同时，“清党”中夹杂着严重的宗派情绪，把是否拥护支部局作为有无问题的标准。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结束时，中山大学700余名学生中，只有200多人重新确认为党员，70余人被开除党籍，大多数团员被开除团籍，受到警告、劝告等处分。
　　清理完中山大学的“反对派”，米夫把矛头转向*代表团。1930年春，米夫召集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傲慢地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文件指出：
　　*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为，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成分。
　　决议对于张国焘网开一面，有保留地批评他“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解体的行动”。
　　后来，一位在米夫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向张国焘透露了共产国际出台谴责*代表团秘密方案的内幕，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阅托洛斯（茨）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廷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产国际的意向。因此谴责案将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张国焘毛骨悚然。原来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都在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监视之下。在强大的压力下，张国焘终于屈服了，决定向米夫、王明举白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急于挣脱樊笼的张国焘通过充当打手获得米夫、王明的谅解，由右向左，进行了人生第二次乾坤大挪移。结果他如愿回国，并出任中央三大常委之一。（略）
　　

虎踞中原（1）
千里迎龙头，大别山军民用最高礼节和无比的尊敬迎接“中央代表”，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张主席能带领大家打更大的胜仗”。带着一层和善笑容进山的张国焘很快露出狰狞的铁腕作风，批曾中生、旷继勋，围攻许继慎，以至于干部们一听说张国焘要找自己谈话，便心惊胆战。
　　在古代章回小说和武侠传奇中，经常能够看到“千里迎龙头”的描写。1931年4月，张国焘亲自体验了这种特有的“礼节”。
　　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先后被五批特使逐站迎接。
　　第一站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由沪抵汉。4月1日从浦东杨浦码头上船，经4天航行抵达汉口。在船上，商人打扮的张国焘和扮作跟班的陈昌浩为赢得水手和同船旅客的好感，摆出一掷千金的阔绰派头，打麻将输了一百多块光洋。
　　第二站由鄂豫皖苏区秘密交通员护送通过白区。4月6日到达汉口后，顾顺章将张国焘、陈昌浩交给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员石维民。石维民，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像个不起眼的商店跑腿伙计。他心思缜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对张国焘说：“你江西口音太重，国民党宪兵盘查时最好装成哑巴，由我来应付。”就这样，他们通过层层关卡，搭汽车从汉口经黄陂驶往麻城李家集。在距李家集还有八华里的一个小站，石维民带着他俩下车，沿崎岖小路向目的地前进。
　　第三站由特务队护送穿越封锁线。从李家集到鄂豫皖苏区最南端的黄安高桥区尚有一段路程。这个区域是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和根据地（红区）的交界地带，国民党派重兵驻防，封锁十分严密。平常，苏区人员出入和运送货物，都是由石维民领着趁夜色偷越封锁线。这次由于接送的是一号首长，所以鄂豫皖特委派出一个精干的特务队前来保护。特务队长向8个身别短枪的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就是赔上性命也要保卫首长的安全。”
　　特务队乘夜赶路，队长开道，副队长押后，张国焘等人走在中间。是夜，无星无月，山野一片静谧。为了远离村庄和岗哨，队员们穿行在山涧、松冈、田畦、石沟之间，看不到一星灯火，偶尔能够听见两三声犬吠。张国焘走不惯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队长往前赶，时不时就被山藤、石块绊上一跤。尽管他咬紧牙关忍耐，还是疼得直抽冷气，喊出声来。
　　队长解释道：“第一次走夜路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走大道或者进村庄，耽误了时间，就会与民团和国民党巡逻部队遭遇。”
　　张国焘说：“请你放心，我尽量跟上。”
　　相比之下，经常进行体育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