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道-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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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序 通情达理（1）
艾丰
萧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他总是叫我“老师”，对我很尊重，甚至很感恩，他的文章中，有几处提到我们的友情和我对他的帮助，也很推崇我的一些观点。但我总是把他看成朋友，因为彼此可以无话不说，没有什么客客气气的形式，且能够相互理解，我也从他那里受益不少。
这种“至交”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经历？由于年龄差距很大，生活经历很不相同，不是。业务？确实一起写过几篇文章，而且合作愉快，但有这样关系的人还不少，并没有达到和萧然这样的关系，也不是。脾气？我脾气比较张扬、外向，他的脾气比较柔和、内向，还不是……想来想去，从人际交往角度说，恐怕是这样一条：他很“通情达理”。这似乎是很平常的评价，但细想起来，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做得好的人也不多。所以也是很高的评价。
“通情”，首先是一个“情”字。萧然有比较高的情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重视感情的价值，认为那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一位网友评价萧然，说他是才情第一、才气第二、才华第三。把才情列在第一位，我是同意的。我和他原来是合作关系，他进入人民日报后是上下级关系，后来我到了别的单位，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再后来我退下来了，更没有什么资源交换的关系。无论什么关系，感情总是一贯的，而且越来越深厚。“君子之交淡如水”，指的是利益关系要淡，而不是感情无所谓。如果一切以眼前的现实利益为转移，便谈不上什么真诚的感情。其次是一个“通”字。“通”是感情得以成立的条件。你的感情和我的感情“通”起来，彼此才能建立感情。我的情，你不懂；你的情，我不懂，再深的感情也没有用，甚至会发生误会。他首先对别人感情能够尊重和理解，而不是总从自己的一相情愿的感情出发，所以有比较强的“通”的能力。
“达理”，首先是一个“理”字。“理”者，“事理”和“世理”也，即客观事物的道理，人际交往的道理。有些人只知利而不知理，有些人连利也不懂，只知道“混”，这样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平常说，“宁可跟明白人打场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为什么？因为明白人讲理，糊涂人无理可讲。其次是“达”，即知理、懂理、悟理。在这方面，萧然很聪明，往往能够很快地悟到世事中的道理，并且善于用很“讲礼”的形式把“理”体现出来。
过去，我只是感到萧然很“通情达理”，但为什么能够如此，却从来没有深入地思考过。最近，他准备把在自己博克上写的80篇文章出版，叫我给这本书写个序言，我很有兴味地一口气把这些文字读完，似乎我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答案。虽然这些文章都是急就章，文字和结构都可以再严谨一些，但从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心来说，可能这样更好，因为它更本色，更真实，更自然。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里不再缀述。我也摹仿每篇后面附录的网友的评论那样，来几点评论。也算是我自己对相关内容的一点理解，说出来，既求教于读者，也求教于萧然先生。
评论一：理解佛教
《萧然禅语》是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称做“禅语”名副其实。一般人对佛教有两种误解。一种误解，认为信教就是迷信，既然佛教是宗教，那么信佛就等同于迷信。这是不了解宗教的实质。另一种误解，认为信佛就是“求佛”，人生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主要是官、财、名、色、安等方面的问题，求佛帮助解决。烧香时许个愿，愿望实现了，再去烧香还愿。这是对佛教的实用主义态度。
萧然信佛，主要是作用于自己的“心”，作用于自身的信念、理念、心态、道德的修炼和提升。这就抓住了佛教的“佛在心中”的要义。佛教的深刻性就在于它是从生死、善恶、苦乐等最基本的矛盾中去思考人生、认识人生、把握人生。如何对待生死、善恶、苦乐，这是任何人都必然遇到的。因此，即使是不信佛的人，了解一下佛的教义，也是有益处的。这大概是毛主席当年曾经让大家去读一读佛经的原因吧。顺便说一句，毛主席还认为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可贵之处在于它反对等级观念，是平民的宗教、大众的宗教。佛教有所谓“众生平等”、“普渡众生”，有所谓“人皆可以成佛”，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人们领悟一下佛的教义，不仅对个人的修养，而且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会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老师序 通情达理（2）
评论二：重视融合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头是《周易》，接着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主要是十家，即儒、墨、道、法、名、兵、杂、农、阴阳、纵横十家。后来，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演变成三大家，即儒、道、佛。按三家的特点来说：儒家重视“人道”，道家重视“天道”，佛家重视“心道”。儒家是人本主义，道家是自然主义，佛教是解脱主义。儒教重视“有”，道教重视“无”，佛教重视“空”。儒家“入世”，道家“遁世”，佛教“出世”。 所以，又有“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说法。
当然，这是按各家的特点来说的。就其内容来说，在文化的延续过程中，不仅十家之间，就是这三大家之间，不仅互相竞争，更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总体说，使各家都得到了发展。
综观萧然各篇文章的观点，也是融合和综合的。当然，他是以佛教的要义为主、以佛教的教义的面目出现，其实也吸收了儒家、道家，乃至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成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和必须的。
过去，在文化领域，我们非常重视批判，认为批判是发展文化的主要方式。而我们又把批判简单地等同于“否定”、“打倒”、“抛弃”。从“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不断地否定、打倒、抛弃，以致到现在，造成了群众在文化上的混乱和空白，大家莫衷一是，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生活中除了赚钱之外，没有了文化上的遵循。这是很可怕的。纠正这种简单化的批判，也不能靠复旧，也不能靠照搬。把过去的都原样恢复起来，把外国的都照搬过来，既不必要，更无可能。
其实，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式应该是融合。即使是批判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不也融合进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傅立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吗？当代中国人发展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途径也应该是融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好东西融合在一起。
“古今”是纵坐标，“中外”是横坐标，加起来就是全部人类文化。融合的前提是了解和分析。不了解谈不上分析。分析是搞清楚它的表面和实质，精华和糟粕，有用和无用。然后把一切精华和有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融合的平台是今天的现实——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融合还少不了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人们的创造。当然，融合本身也是一种创造。
评论三：不离入世
从唯物论的观点看，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为什么人要创造宗教，而且信教的人那么多？客观原因是：宇宙、世界、社会中的许多事物，是科学特别是实证科学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例如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因果关系，并不象氢氧化合变成水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验证。于是宗教就提供了一种无须验证的解释，成为你的信仰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有些大科学家也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观原因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不顺心、不公平而又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倾向于构筑一个虚拟世界，来解除或缓解现实世界不能解决的心理上的郁闷和痛苦。这就是所谓“解脱”。宗教是人们心理解脱的需要。所以，不管什么宗教，其教义多么出世，其根源仍然在于入世——根据现世的问题，解决世人的需要。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信教而不“出家”的人是多数，“出家”的人总是少数，这也是宗教并不绝对出世的证明。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展一下“入世佛学”呢？其思维和哲学的要点应该是：既不脱离红尘，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又能够恰当对待各种事情，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我在《自画象》一文中这样评价自己：“智商是中等的，努力是头等的，心态是特等的”。好的心态很大程度依靠我多年逐步形成的“入世佛学”。
老师序 通情达理（3）
我的“入世佛学”的要义是：一个“大雄宝殿”，三个“观音”，一个“神仙”。所谓“大雄宝殿”是“心理积淀”。所谓三个“观音”是“代价观”、“机遇观”、“本色观”。所谓一个“神仙”是“阿Q精神”。（都是取其谐音。）其内容相当丰富，这里只解释一下“大雄宝殿”——“心理积淀”吧。
佛教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个因果观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什么畏惧都没有，做什么坏事都不怕遭报应，那是很麻烦的。但佛教把因果报应的时间拉得太长：前世的因，今世的果；或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前世和来世是人们在今世看不到的，又是许多人不相信的。这就削减了它的积极意义。从今世看，并不是所有的善都有善报，也不是所有的恶都有恶报。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有了善报，做好事也不那么光荣；所有做坏事的人一定都得到恶报，肯定没有人敢做坏事了。这对好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你做好事没得善报，是否还继续做好事？别人做坏事没得恶报，你是否跟着做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心理积淀”这个概念。做好事，不管有没有善报，心底总会留下光明的积淀；做坏事，不管有没有恶报，心底总会留下阴暗的积淀。“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是因为心理积淀好。贪污了，虽然还没有被抓住，但夜里街上警车一响，就会机灵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是来抓我吧！”因为心理积淀不好。心理积淀决定了你的心态，而心态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官再大，钱再多，心态不好，也没有好日子过——心理不舒坦。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那么艰难，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精力始终十分旺盛，为什么？因为心理积淀好。张春桥在没有被抓起来之前，住在中南海睡不好觉，夜里十二点还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打电话，为什么？心理积淀不好。光明的心理积淀，是做好事的人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垄断性的财富，因为除了做好事之外，权、钱、名等都不能给你带来光明的积淀。这就是好人做好事的幸福所在，做善事的魅力所在。
好了，太长了，不能再写了。萧然的精彩禅语激发了我许多感想，结果把一篇序言写成了一篇长文，对不起，请原谅！
2007年7月15日
博客时代的文化地脉（1）
余世存
我跟萧然兄认识的时间不长。年初初次见面，听他聊起人生感受，几乎一下子触动了我；我以当时的理解对他说，你其实可以写博客的。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已经听了我的提醒，开练博客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见第三次面，他就托人把一大堆博客文字发给我，让我这个“始作俑者”分享。我粗翻一过，竟不住手痒，即使“佛头着粪”，也要为萧然兄的文字介绍一二了。
在对90年代以来汉语思想的关注中，最让我痛心的，是很多汉语人失去了自信、依凭，由此产生了种种天真、笨拙、乡愿或犬儒的现象。汉语人依附世界知识或中国治道，而不能独立地肩起自己的人生正义，进而担起道统大义。这种现象，尤其是学院知识生产体系的僵化，以及对孩子们的污染毒害，到了家长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当代汉语知识的生产，以繁荣的状态而跟改革前的匮乏状态等值。这种现象，跟国民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异质同构；人们无能判断自己跟身外世界的关系，而想当然地依附某种中国概念；他们小康式的生存跟文革中奉旨革命的生存等值。由此产生了种种滑稽剧，甚至才情高蹈的音乐人写下通俗的股民歌《死了都不卖》，因为反映了绝大多数笨拙股民的心声而在华人世界风行一时。无论音乐人，还是今天活跃着的知识人，他们都“雅得这么俗”。
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新的种子正在开花结实。我国文化演进至今，确实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神性；其血脉精神从未断绝。花果飘零，但花果一直存在，并给心灵清凉和安慰。三四年前，在为《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写序时，我就称道了代际在学术传承上的意义，那些生于七十年代的学者已经并正在成为学术传承的中坚。其实，代际、地域、职业、阶层等等都有有心人参与了当代汉语的演进，而成为文化中国不灭的坚实的地脉地火。
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更是空前。它使得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思想中心、重心不断下移，由精英独霸的格局，转变为平民大众的参与和自我成全。传统格局里，只有很少的权威，甚至只有一个中心，边缘地带要接受观念、知识，只有看中心的眼色。但网络使得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意义。李泽厚也承认，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的生产发布机制失去了效用。博客的出现，更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知识、思想的集散地、发源地。在《南都周刊》不久前发表的一篇不太谨严的采访中，编辑以标题“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来表达我的意思。我说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的产出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了。当然，现在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