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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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衾肿遥唤鼍ㄒ袈桑股贸じ髦掷制鞯闹谱鳌＞荨读菏椤の涞郾炯汀吩兀鬃匝兄屏�4种叫做“通”的弦乐器；在他的主持下，乐器专家们还制作了12种音调的吹管（笛），“辅以钟器，厘正雅乐”。这些最新研制的乐器，很快被投入到各类儒家仪式中去。一时间，优雅的丝竹，配以庄严的钟、磬之声，成为国家各类礼典仪式上专用的音乐（正乐）。
梁武帝的旗帜高高飘扬（2）
即位第三年（公元505年），他下令按照汉代的模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建立儒学学馆，教授儒学经典。这些博士们，还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教学机构。也就是在这一年，梁武帝向朝野宣布了所谓“弃道皈佛”。在宣传三教同源的同时，强调佛教为正宗源头，正式以佛教的名义统摄儒、道两家。
此后，在即位的第10年（公元512年），也就是在皈依佛教的第7年，梁武帝又亲自主持制成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五礼》1000多卷，共计8019条，并颁诏实施。
武帝打着佛教的旗号大肆兴儒，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仔细研究却内藏玄机。儒家的本质，就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皇帝是人间的至尊，既是天子又是人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次分明不可会僭越，此外的“神鬼”们都被敬而远之，这种上下尊卑的教化，显然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武帝虽然认定佛教为“究竟之道”，但是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反对人为地宣扬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出家之人更是以天（天界）人（人间）之师而自居，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信徒心中只有佛、菩萨，因此被当时的儒家称作“无君无父”。所以，梁武帝在尊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以儒家的礼制治世，而是双管齐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梁武帝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佛教的规范下，他永远都只是佛教的四众弟子①之一（武帝应该属于在家居士）。但在儒家的规范内，他却是承受天命的九五之尊。他何尝不想成为佛教的至尊呢？只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对他来说，确实有点难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武帝曾一度想充任僧团的“白衣僧正”。因为当时的“僧正”，就是人间佛教的至尊。但是此事最终也未能如愿。有关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详述。
除了兴儒之外，武帝的热情也同样体现在道教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载，他曾亲自著述了《老子讲疏》六卷。当然，这部专著里也揉进了大量的佛家思想。随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关于他在宫廷中举行专题演讲，亲自为臣下们讲述《老子》、《庄子》等道学著作的记载。这位大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称霸帝国讲坛的首席主讲。
在武帝超乎寻常的努力下，儒、释、道三家学说，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从理论上被大规模地杂糅、融汇起来，形成一个难以区分的庞大系统。但他将“三教”的源头，都归到佛教一脉，挂着佛教的“头”，卖的却是儒、释、道三家的“肉”，三家的“货色”，被他一股脑地装到佛教的包装袋里，使得佛教成为容摄三家的大学说，武帝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式佛教学说的权威学者。所以他日后的一些儒化、道化佛教的所谓“发明”与“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帝时的佛教，大量融汇了黄、老学说及孔、孟之道。同样，另外两家的学说，同样也杂糅了大量的佛教思想。佛教由开始的“水土不服”，到现在的融摄儒、道，可说是逐渐中国化，并处于“三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副作用也逐渐彰显出来：佛教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隋、唐时期，特有的中国佛教开始慢慢地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渐输出到东亚的邻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后来朝鲜、日本等国接受的，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绝非印度或西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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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1）
其实，佛教大量吸收中国本土思想，远在梁武帝之前的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成书于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就是一部用儒、道思想解释佛教的著作。在牟子时期①，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的并不多。牟子的功力并不在佛教上，他对儒、道——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把握，却十分精准，可想而知，其佛学思想中被附会了多少本土的内容。
牟子名融，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大约生于公元170年，卒年不详。据说，牟子是一位敢于读书，并且善于读书的人。《牟子理惑论》中有关牟子生平的介绍说他“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用现在的话讲，他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经传史籍、无论大小，都非常喜好并认真研读。此外，他对于各种学问，不分好恶都能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他本不喜欢兵法，但还是认真地阅读各类兵书；他对于神仙不死之说，虽然不太相信，以为荒诞，但也会带着敬仰的态度，阅读此类书籍。可见，此人对各类学问涉猎甚广。并且能不以个人的好恶放弃某些读物，这更加难能可贵。牟子生活在东汉末年，由于频繁的战乱，从宫廷到地方，人们大多迷恋黄老神仙之术，而这时的佛教，也开始借助时势，慢慢地脱离黄老祭祀，逐渐开始与传统的儒、道发生冲突。
此时的牟子还很年轻，但他不想参与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去，多次谢绝为官的机会，躲避起来潜心研究佛教，同时钻研黄老学说。当时被译成汉文的佛经非常少，翻译又存在很多问题，用部分道家术语直译佛经的情况非常普遍①。这样的结果，更容易使读者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佛、道等同的错觉，此时的牟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十分含混，甚至将其与本土的神仙之术混为一谈。这正与佛教传入以来，依附黄老道术的现实相应。
牟子在回答什么是“佛”的问题时，把“佛”解释为“谥号”。“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被加给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接下来的解释就更加可笑：“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显然是将佛的称号，混同于三皇、五帝。
既然第一个纽扣系错了眼，那么后面也只能是将错就错：“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因此“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从这些描述看，释迦牟尼在牟子的笔下，俨然成了超级神仙。如果说这只是将释迦牟尼由一位觉者变成了神仙，那么后面的解释则完全将佛法混同于道术：“道之为导者，导人致无为。”这显然将佛教的“涅”②与道家的“清净无为”③扯到了一起。更有甚者——“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
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可见，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可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国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也。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两位大哥”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邦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攻击。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已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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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2）
冲突首先发生在儒家与佛教之间，主要反映在佛教的“轮回”学说与“弃世出家”的修行方法上。当时，已经混杂了大量玄学思想的儒家，只相信人死为鬼而不承认轮回之说。其实这种观念，自古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以至到了今天，一部分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这种说法。在这一点上，佛教始终没能彻底扭转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后来的佛教只能无奈地多多少少地迎合它。其次，佛家的修道方法，直接与儒家的“孝道”相对立。在印度的传统中，出家修道的行为，早在佛教产生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出家行为，都是在完成了各种社会义务之后才开始实施。古印度有“四行期”①的规定，人们必须完成了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后，在中年或晚年时才会出家。当然，这些传统很可能被佛教和当时的其他沙门学派打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年轻时弃世出家的，他放弃了继承王位、养育儿女等社会义务。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法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允许他的儿女为了离欲修道而断了后代香火。所以直到三国以前，中国虽有佛教，但没有自己的出家人①，政府甚至颁布命令禁止出家的行为。
紧接着，道家与佛教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在“灭”与“不灭”的问题上，两家的学说完全相反。比如佛教宣说的“灭谛”，是佛教四项根本道理之一②。也就是说，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仙，而是“涅”。“涅”就是寂灭，所谓“道成者身灭”。这与道家的长寿、永生、不死等保身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如何调和这些矛盾呢？以佛释佛，自说自话，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换一种方法，以道释佛、以儒释佛，倒是个不错的招数。此时《牟子理惑论》之类的学术著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附会佛教的理论。这种做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让人们坚信佛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早已存在。
这场“糊涂官司”打了将近200年后，到了晋末，儒、道之间首先联起手来，在使“玄学”广泛流行的同时，再次与佛教进行了一番互通互释，“玄学”化的佛教和佛教化的“玄学”，已经浑然一体，难分你我，“三教”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期”。
此后，南朝的思想界，被这股盛极一时的“玄风”刮得异常混乱。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将三教的本义忘得差不多了。脑海中的儒、释、道，基本被炖在了一锅“汤”里。此时的“三教”学者，都试图重新开始自说自话，但谁都很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梁武帝年轻时，游学于儒、释、道三家，必然受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博通“三教”玄旨的他，索性反过来以佛释道、以佛释儒，抑或干脆来个“三教同源”：既然源头找到了，怎么附会也不为过。最后的结果，是使名义上处在源头地位的外来佛教改头换面，为具有深厚传统思想的中国人服务。所以佛教从“度人”转变为“度鬼”，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后来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三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天子的亲力亲为，佛教思想的发展在以武帝为首的南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也算是基本稳定。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本也应该告一段落。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一位“神灭论”者范缜，攒足了“火药”，四处寻找目标，向所有的“有神论”者开炮。
范缜，比梁武帝大14岁，祖上虽也是士族大户，但进入南朝后，家道衰落。因此他自小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顺而名声在外。据《梁书·范缜传》记载，他18岁时，慕名投奔到一位著名的大儒门下学习。因为他天资聪慧，又舍得下工夫，博得了先生的喜爱。到了20岁的时候，先生像父亲一样，亲自为他行冠礼。因为这位大儒在当时的学术界很有地位，引得很多有权势的子弟们竞相投奔。这些纨绔子弟，整天上学车接车送，因为富有而狂妄自大。唯有范缜，布衣草鞋，每日都靠步行上下学，相比之下非常寒酸。但是范缜的性格倔强耿直，时时都表现出一脸的自信，他出入学堂，从来都是坦坦然然，面无羞愧之色。这种不屈的性格，使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微言高论”，而且不畏权势，加上他的论调往往都是言之凿凿，无以辩驳，因此搞得同窗士友都惧他三分。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得理不让人的轻狂，常常被大家疏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群众关系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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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3）
据说，范缜年轻时怀才不遇，在刘宋时代不受重用，因而心中苦闷异常，不到30岁就已经白发苍苍，可见其忧愤烦恼的程度。后来到了南齐时，他的才华终得显现，并出任朝廷的高官。当时南齐与北魏和亲通好，他曾作为特使出访北魏。据说其学识、口才和睿智，都博得北魏朝野的赞叹与尊重。作为外交使节，他在出访国，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能；得到赞赏，更是一种个人魅力的充分释放。
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也就是开西邸的那位王爷，当时正大力宣扬佛教。萧衍、沈约、范云等“八友”，都聚集在萧子良的府上作客。由于范缜是范云的堂兄弟，又与“八友”非常熟悉，所以也经常来到这里。但是这位范缜跟其他人不同，一般在他出现的场合，经常会听到他桀骜不驯的声音。
这一天，萧子良召集高僧宣讲佛法，范缜突然跳出来大唱反调，人家高僧谈佛论法，而他却高声大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