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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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事件叫做仪式可能有些夸张：它太过于简单，仪式的主持者也不是那些看上去颇有“神道”的“方士”，而是一位讲不出道理的老太太。不管简单还是复杂，它们通过固定的程序与方式达到某种“形而上”的目的是一致的。
　　笔者见到的另一场仪式，与“驱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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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传承（5）
这场仪式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一个规模不小、靠近城市边缘的住宅区里。大概晚上10点钟，一阵哀乐突然响起，昏暗的路灯下，一队身着白色孝服的男女自远而近排成长队边走边哭，行进速度很慢。为首之人手里举着一根白纸做成的棒槌，对着面前的虚空上下挥舞，口中不停地念道：“走开！走开！别挡我的路！”紧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提着当年甚为时髦的手提式录放机，循环播放着让人感到压抑的哀乐，两个巨大的低音喇叭，随着节奏震动着。每到一个十字路口，队伍就停下来，围成一圈焚烧纸钱。
　　他们围绕这个住宅区以最长的距离走了一圈，然后回家。大约两个小时后，仪式又完整地重复了一次。
　　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家的男主人因故暴死，死前异常痛苦，家人怕他的“鬼魂”盘踞家中惊吓孩子，于是便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驱鬼。不过，这祖传的“仪式”已经简化到了最低的程度：那个高档录音机所取代的，是古代用银子请来的吹鼓手；在前面开路的那个挥舞棒子的人，替代的是古代的“方士”；而那些供吃供喝的祭祀仪式，此前已经在家中完成。
　　以上的两场发生在现代民间的“仪式”，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的“方术”，但起码可以说明，中国人重视“方术”的传统，即使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无神论（包括无鬼论）的强制教育，仍然无法根除。
　　

皇帝梦中的“金人”（1）
自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术”盛行于世，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政治时尚。《后汉书·方技传》中用“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情况。也就是说，“异术方技”在当时不仅流行，更是人们所追求的时尚“技术”。在这种环境下，佛教的进入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
　　那些重视“方术”的帝王们，对佛教这一被时人误解了的外来“神仙方术”，感到特别的兴趣。当然，外来的胡僧们，特别是常驻中国的僧人们，由于他们逐渐熟悉与了解汉地文化，除了正宗佛教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外，也开始在那些“异术方技”上下起功夫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也会利用“方术”提高佛教的地位。从《高僧传》记载看，安世高、康僧会等，虽来自西域，但也都对“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及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以至对星象地理、睹色知病、针脉诸术、方技图谶都很有一套。这些典型的中国式“方术”，在当时的僧人中也成为一种需要掌握的“技术”。因为不这样，很难降得住深信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再加上他们从西域乃至印度带来的种种“神技异术”，更使当时的中国人眼花缭乱，信奉者与日俱增。
　　佛教依附于“方术”、僧人混同于“方士”的现象，在汉、魏、晋时期非常普遍。佛教作为西域传来的“异术”，与本土的“方术”有所不同，很容易被帝王们当做一种新的“方术”加以重视和研究。
　　前面谈到的明帝，就是一位非常重视“方术”的帝王，他甚至亲自主持谶、纬之书的编写。当他听说楚王刘英“引进”浮屠与黄老一同祭祀，不仅不反对，还下诏向全国进行推广，可见他对于外来“异术”的兴趣之大。这样一来，史书有关他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记载，也就非常好理解了。如果传说可信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这样的猜测：明帝求法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对佛法的真实信仰，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满足皇帝陛下本人对于异邦“新鲜玩意儿”的好奇心，以达到最终为我所用的目的。
　　《四十二章经·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一天夜里，明帝高卧入梦，见一位“神人”，身为金色，脖子上日光闪烁，由远而近，直飞殿前，明帝大喜。第二天，他向群臣详述梦中妙境，并问这是什么“神”。这类事情，在古代并不稀奇，皇帝做了梦，总要问问大家，此梦代表了什么吉凶祸福的兆头。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解梦”方术。此时，一位叫做傅毅的人解释说：“臣听说天竺有一位得道者，名号曰‘佛’，身轻能飞，他可能就是皇上梦中见到的那位‘神’吧。”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位傅毅很可能就是一位善于“解梦”的“方士”。据记载，明帝听后恍然大悟。不久，他就亲自点名，组成了一支带有特殊使命的佛教考察团。这支考察团由张骞（非汉武帝时通西域的张骞）担任团长，羽林中朗将秦景、博士弟子王尊担任副团长，率12人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出访大月氏国。这个很可能是以求取“异术方技”为使命的考察团，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返回国内时，带回了在大月氏抄录的《四十二章经》。皇帝下令，将这一出访成果，永久收藏在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中。这是明帝夜梦“金人”的最早版本。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中，没有准确的时间描述。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知以下两件事：一是明帝梦见了“神”（金人），后来被臣子们解释为西方的“佛”；二是派人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
　　明帝在位时间为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此时距释迦牟尼灭度已有500多年。“梦能通神”，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老套路，我们不必深究，但派人写经之事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遣使到大月氏写经，说明当时汉帝国与大月氏之间，很可能有“异术方技”（佛教）方面的交流。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大月氏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根据地，在当时也是佛教兴盛的地区。据记载，就在此前将近两个世纪，属于黄色人种的大月氏灭掉了当时希腊人统治的大夏。此时此刻，他们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印度西北地区（包括宾和阿富汗地区），逐渐成为印度和部分西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它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形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一部集结起来的杂经缩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典，而很可能是一部佛教初级入门教材，属于佛经辑录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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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梦中的“金人”（2）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真。不仅加入了年代，所派遣的考察团团长，也由原来的张骞变成了蔡。此举很可能是因为张骞其名，非常容易被混同为汉武帝时期的那位外交家。据后期的《魏书·释老志》记载，使者们还带回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外国僧人，其中竺法兰，很可能是古印度人。这两位来自异国的僧人在洛阳定居下来，翻译了包括《四十二章经》在内的多部经典。另外，使者们还带回了传说为优填王①绘制的释迦牟尼画像。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佛陀在世时，佛教没有绘制和塑造佛像的习俗，佛教造像开始于公元1世纪希腊人统治的犍陀罗地区，那已经是释迦牟尼灭度四五百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优填王，不太可能创风俗之先，破坏当时的习惯，破例为释迦牟尼绘制画像。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释迦牟尼时期直至他灭度后将近5个世纪里，有任何人为他进行过平面或是立体的造像活动。但是，明帝时西域及北印度已经开始出现绘制、雕塑佛像的活动，所以使者们带回佛陀画像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画像的绘制年代和作者可能有伪托之嫌。
　　其实，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很难以某个事件作为标志。比如，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绝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梦。加上他的异母兄弟——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关系密切的楚王刘英，已经在他的封地，聚集了诸多的“方士”、“沙门”，甚至还有“居士”，把黄老、浮屠放在一个祭祠中，接受王国贵族们的祭祀，这种仪式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此时的明帝也不可能对佛教一无所知。更何况，明帝对于兄弟的这一举动，曾给予了相当热情的支持。
　　可见，此时的佛教作为被当时中国人误解的一种外来的“方术”，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所以无论伊存授经或明帝求法，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佛教传入的开始。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官方转到民间，可能会寻找到一些佛教东传的蛛丝马迹。我们注意到，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汉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往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商业的交往，西域的一些“胡人”们大量来到汉地常住，甚至定居。有的经过两三代后开始汉化，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一些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节，他们以官方外交使节的身份长期居住在汉帝国的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实际上，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使节们可能承担着外交和商务的双重使命。这些代表西域各国的使节们和来自他们本国的侨民们，很快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一开始，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佛教作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①被一同带进汉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最初，由于语言的障碍，佛教一开始只能在他们特定的范围内流传，与汉人几乎是绝缘的。但随着他们与汉人交往的加深，佛教开始引起汉人的注意。此时，这些来自胡人的佛教团体，也开始供奉佛像②，这很可能使当时供奉神（黄老）像的中国人产生误解，认为这位胡神（释迦牟尼）与黄老类似，佛教也就等同于黄老祭祀。慢慢地，在与这些胡人深入交往后，他们也从胡人那里请来佛像，并把它与黄老诸像摆在一起，按照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进行祭祀。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佛教最早是由西域胡人通过民间传入中国也就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佛像早于佛教经典被中国人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简单盘点一下印度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知道，佛陀去世200多年后，阿育王开始向周边国家推广佛教。其中北传的一路，在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在犍陀罗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为释迦牟尼造像。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造像运动开始影响到整个佛教地区。到了这个时候，佛教一改原来供奉舍利、足印等原始的崇拜方式，将佛像当做崇拜对象，加以供奉。
　　释迦牟尼时期，弟子们对他的礼节非常简单，顶礼佛足就可以了。所谓顶礼佛足，就是用自己的头碰一下释迦牟尼的足（有说亲吻佛足），以表达弟子们对导师实践佛法所得成就的尊重。后来，有些不易见到释迦牟尼的弟子，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敬，就顶礼他所踏过的足印。
　　

皇帝梦中的“金人”（3）
佛陀灭度后，人们按照印度传统的习惯，建堵波（舍利塔）供奉佛骨舍利，也会将他所踏过的足印（或是象征佛足印记的石雕）进行供奉。到了后来，精美的佛像因能自然唤起信徒们面见“真佛”的欲望而快速盛行起来。此时，由于受希腊化宗教的影响，崇拜形式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佛像初到中国，国人对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无所知，所以，按中国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黄老、孔孟之像也就形成了中国早期佛像崇拜的雏形。从此，佛教与中国的黄老、孔孟之学也就很难脱了干系。
　　最早出现在汉地的佛教团体，虽然是来自西域的使节或商人，也同样需要专业的佛教僧人（沙门）予以信仰和修证方面的指导。所以，陆续有一些弘法的西域僧人来到这里。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最初只能活动于“胡人”聚居的地区。再后来，有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也在汉地出家。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胡人”，出家后仍被称作“胡僧”，作为外国人，出家行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禁止——中国政府在此时，对国人的出家行为是严格禁止的。比如，晋时长安有一位叫做竺法护的僧人，他原是月氏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家族很有可能是几百年前，被匈奴人驱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的遗民。他8岁的时候出家，拜西域高僧竺高座为师，精通儒家学说，发奋弘扬佛教。晋武帝时（公元265～公元290年）他跟随师父游历西域各国，很快掌握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梵文经典后回到中国。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边走边译，将《贤劫》、《正法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