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自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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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工人运动（1）
关于大革命中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的认识，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 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做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 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 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 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 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 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 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 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 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地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 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 ，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事工人运动（2）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 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 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 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我曾在安源矿山工作三年*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后，生活大 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 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 （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 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 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得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 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 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 ，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事工人运动（3）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 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武汉*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 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 的整个阶段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 途。
罗佐夫斯基①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