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谁来酿酒-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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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去的皇帝多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要不就是生于草莽之间，崛起于人肉之中。他们看自己，形象总是很光辉很伟大的，就连朱元璋这种人都以美男子自居。你不敢说〃光〃，〃秃〃之类字眼，甚至连与〃僧〃字谐音的〃生〃、〃笙〃等字眼也要小心。用字尚且如此，那么，照镜子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长得丑的人自然不大愿意照镜子，但是，人心是一面镜子呀，这人心你又看不到，摸不着，你总不能下令禁止吧。因此，中国便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叫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来得民心呢？手段固然很多，比如搞一些民心工程啦，花钱来收买啦，都可以。问题是这些手段措施必须是在名正言顺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呀，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把自己粉饰一下不就得了。古人有很多先例在前面，比如刘邦，都说是〃刘三〃，大名都没有一个，然而，他生下来就不凡呀。他母亲睡在湖边，梦见与神相遇，一时间电闪雷鸣，天昏地暗，他老爸就看到一条蛇出现在他老婆身上，就有了身孕，生下了〃邦儿〃。这是历史学家白纸黑字写的。为什么这么写？没看到西周的开国皇帝在《诗经》里怎么写的呀，文王的老祖宗后稷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历史呀。有了这样相同的光荣史，还怕名不正言不顺？刚打下江山，甚至江山还没坐稳之时，民心更好收买，老百姓只看实惠；而一大批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甚至不要钱不要命，只要名。要钱也好办，要名也好办。一般情况下，新朝刚刚建立或者尚未建立，百姓一般很苦，给你一些政策就会三呼万岁；要名者更好办，让你当战时的军师、皇帝的老师，听你讲历史、听你说传统不就得了。不愿意的去写历史吧。再不愿意的去做谏官，天天挑皇帝的刺儿。如果打下江山很久了，坐得不耐烦了，老百姓习惯了被收买而又没有本钱继续收买了，知识分子也有些不满了，问题就来了。没关系，观照一下历史就知道了……造反呀。孟子不是讲了，君无道，人皆可诛之。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反反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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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苦命皇帝（下）（2）
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历史是人写的，但什么人都可以写历史吗？不可能，历史是当权的人写的，前朝的历史是今朝的人写的。今朝的人就不能写今朝的历史吗？司马迁不就写了吗？唐朝初年，许敬宗总修《五代史》和《晋书》，因为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而他却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后来，一个叫封德彝的大臣揭发了这一件事，许敬宗就恼恨于他，因此在写到封德彝的本传时，就〃盛加其罪恶〃，不惜添油加醋，伪造历史。
反过来，皇帝要得民心，知识分子也要得别人的心才行。古人讲，得天子心者可为诸候，得诸候心者可为大夫。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不多，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说要把自己卖了，卖给谁呢？谁有权有钱就卖给谁！有了权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了钱能养家糊口，顺带养一帮子亲戚。老百姓没权也没钱，当然不买了，他们也买不起，买得起的只有皇帝。既然被皇帝买了，理所当然就得听皇帝的呀。皇帝如何才买你呢？当然是要用的呀，没有用谁要你。所以要得天子心才能卖得起高价，〃奇货可居〃。怎么个〃奇〃法？方式方法自然很多，而归结一条还是要得天子的心才是。最能称中国的皇帝心愿的莫过于把他比做历史上的尧舜了。所以尧舜死了万把年了，却始终活在当今。一代一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尧舜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一块镜子，照镜子的人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就是，肥一点瘦一点的，只需在做镜子时量量身子就行。
因此，千百年来，中国的〃革命〃也就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就是中国的历史镜像。这就是中国为何爆出来的革命长此以往都是〃农民革命〃，最害怕的也是〃农民革命〃。所以，中国的历史向前看与向后看其实都是一个样，所不同的是个别细节的差异，总是〃前度刘郎今又来〃。所以，通观中国的历史，很难闻出一些时代的气息来。站在道光皇帝的舞台上，其实与站在中世纪的舞台上是一种感觉。去了一个道光帝，来了一个咸丰帝，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酒是陈的香。会品酒的人都有这个感觉。时代越久远，酿出来的酒越是好酒。然而，用历史做原料来酿酒，酿出来的酒在慢慢地长期发酵过程中，却长了霉，生了细菌，变了质。为什么呢？因为每到一个时节，这酝子酒总不可避免地被人揭开了盖子，想看一看，看的人多了，盖子揭开的次数多了，就进了风，有的甚至还要不断地往里面加点味，不变味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说，道光这个皇帝做久了，耽搁了中国现代化的宝贵时间，错失了最佳机会，那么接下来做皇帝的咸丰帝，应该说来要好一些了。他只做了11年皇帝，而且这11年正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青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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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苦命皇帝（下）（3）
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说咸丰帝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我看这也是一个〃误会〃。至少按易中天的〃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三有〃标准来说，咸丰皇帝也算得上一个好皇帝了。先说他〃有理想〃，咸丰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帮父亲报一箭之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时代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起用，并且也学他父亲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咸丰还把一个大臣写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壅蔽之渐〃。他想做一个开明的皇帝，想要把问题搞清楚，想要报父亲这个仇，所以，他不顾满汉大防，大胆起用曾国藩等一批汉人，给他们兵权，给他们筹钱的法子，尽管心里不情愿，扭扭捏捏，但最终还是给了。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就花大价钱去买；看到人家有东西可学，也派人去学。应该说算是有抱负了。论能力来说，我认为也还不错。他的爷爷雍正皇帝说过：〃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咸丰帝在用人方面应该是颇有作为的，他不仅倾心求才，而且敢于用这些人才。胡林翼、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等这些中兴将才都是在他手上提拔上来的。自己虽然年青，一不会打仗，二不会赚钱，但会用人比其他更好。不过，最后他不仅没能够替父亲报仇，而且又再次蒙羞。他父亲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己又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真的又是历史的一次重复。
问题又出在哪里？我看，这次是他迷失了方向。
咸丰本名爱新觉罗·奕裕乔宄詈笠晃煌ü孛芰⒋⒓涛坏幕实邸�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咸丰是他的年号。
阎崇年先生认为咸丰帝一生有三错。一错是坐错了宝座。这坐错了宝座不能算是他的错呀，要算也要算在他父亲头上。实际上，历史上坐错皇帝宝座的何止一二人。又焉知换一个人来坐会坐得更好？二错是错离了皇都北京。这其实也怪不上。要怪也只能怪他命不好，苦命天子嘛，一上台就碰上两大麻烦：在内有人要推翻他的统治，在外有人不断地得寸进尺。前者闹得轰轰烈烈，大半个中国都沸腾了，他的皇帝当了11年，太平天国闹了13年；后者更说不清。要说错，他不该一口拒绝人家要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本来可能是一种小策略，回避。皇帝不在京城，你西方蛮夷之国总拿我没办法吧，他以为这样一来，条约就修改不成了。咸丰其实是个聪明人，只是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事情闹得比他父亲时还要大。洋鬼子竟敢把你的家都烧了，看你回不回来。咸丰帝果然就没回来了，死在〃打猎〃的地方。三错是错定了顾命大臣，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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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苦命皇帝（下）（4）
阎先生还指责他有四贪：一贪女色，甚至把野史也搬来了，说他养了一个妖艳动人的民间寡妇；二贪丝竹，就是喜欢看戏唱戏，搞娱乐活动；三是贪美酒；四是贪鸦片。其实，这都是些小毛病。试想历史上贪财贪色的皇帝多了去，不见有人罗列这些作为罪状，而一个年纪轻轻才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男人，有几个不贪女色不贪玩乐的，更何况是皇帝。不贪这些反而说明他不正常。
我们来看看历史意见。
《清史稿》咸丰本纪却说：〃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是说他要是天假以年寿，别死得这么早的话，以后就要少很多祸患。他父亲做了30年皇帝，后人说做久了，要不然不会这后来的悲剧；如今儿子做皇帝做短了，也有人讲空话，说要是他再多坐一会，也不会有后来的祸患。这真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着都是个历史的悲剧。
为什么对他的早死惋惜呢？真要是如阎崇年先生所说的是个〃四无〃产品，那应该巴不得早死才是。也就是说，这个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他能任贤擢材，就是能用人。皇帝再没本事都没关系，那反正只是个国家的符号和象征。皇帝太狠了，做臣子的反而没意思了，所以康熙、雍正、乾隆手下无能臣，只有做八股和考据学问的督抚。能用那些会做事的臣子就是皇帝最大的本事。所以咸丰一朝，能臣开始辈出，英雄人物也纷纷涌现，这些人都不是靠走后门和拉裙带关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左右历史的风云人物，这在前几个皇帝那时是没有过的。试问，康熙、雍正、乾隆几朝，有几个如咸丰朝，有这么多的人物？倘若没有咸丰帝，这些人物照样埋伏乡间野草之中了，后世同治、光绪这几个皇帝就享不了清福了，大清国也许真的在咸丰一朝就气数尽了，不用等到二十世纪。大清帝国能再次延续半个多世纪，与咸丰有着莫大的关系。
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为国储才是莫大的贡献。咸丰帝在位短，吏治腐败已是固疾，一百年前，吏治腐败就埋下了很深的祸根；虽经雍正严厉整肃，然而，雍正一死，乾隆皇帝上台，又反弹如初。此时来不及拯救，也拯救不了，但起用了一批能臣，本身就是对吏治的一大举措；武备废驰，到了咸丰手里，有了较大的改观，湘军、淮军都成了能征惯战的军队，加上新式武器的广泛运用，还有了规模较大的水师（海军）。对内来说，心腹之患太平天国已是苟延残喘，离覆灭之日为期不远，很快就可腾出手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这些都不容随意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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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苦命皇帝（下）（5）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此时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已丧失了最大的诚信。在和与战之间，在真与假之间，皇帝与大臣都迷失了方向。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战不定，真假反复。
经过道光和咸丰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他们不是要来灭亡中国的，无非是贪利，为了他们的所谓〃永久利益〃……钱。所以后来慈禧说：〃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也准确地反映了帝国对西方列强此刻的心态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钱好说。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钱财如粪土嘛。以区区几千万两银子买一个平安，在谁说来，都是值得的。只是对于那些非要苛求的人来说，他们会讲为何不把这些银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为何不把这些钱用来装备军队？这当然有道理。然而，这又是撇开人性的说法，也不顾当时的史实。把银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还是帝国吗？那不是共产主义了嘛。把钱花在军备上，无疑正确极了，问题是来不及了啊。谁知道会从天上掉下了八国联军来呢？过去对付屋门口的闹事者，长枪短刀足够了，原子弹也是后来才有的嘛。
对皇帝来说，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付要钱的，皇帝最有办法了。一是赖；二是躲。实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样自己勒紧裤带也还过得去，弄得好还可得个节俭的美名。《南京条约》签订后，倘若认起真来兑现的话，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北京条约》出现。然而，皇帝与地方官实在不甘心，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卖国贼。晚清几十年间倒确实没有出现过投降的，战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强充当间谍和汉奸的卖国贼的大臣还真没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曾经放肆诅咒大清君臣卖国的〃爱国者〃，一有情况就跑到外国躲起来，寻找外国人的保护；后来干脆公开投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样的间谍和汉奸来。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提到，由于大清国地方官员作梗，加上西方各国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无所实行。这就威胁到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为了确保条约的实施，就产生了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到了后来，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迫使西方国家认为必须对条约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以确保西方人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借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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