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谁来酿酒-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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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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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苦命皇帝（上）（4）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历史把责任推给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家族的家长，道光帝责无旁贷。然而，道光帝又是较幸运的，因为他回避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个倒霉的事留给他儿子去收拾了。
具体说到这个皇帝，颇有些意思。他最大的特色是对钱的态度。在历史上，道光帝是以节约著称的，所说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打年轻时起他对银钱就十分精明。他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柴米油盐的琐屑事体。这也难怪他，要怪就得怪他的老祖宗。其实整个清朝，从康熙帝手里起，就在太平盛世的背后埋下了空虚的内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强盛无比，府库里却空空如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空；二是国库空。何以人才空呢？大清朝固然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但大清国是由满洲人来统治的，满洲人打仗还行，治国却不敢恭维。不得不依靠汉人。但对汉人，皇帝们又实实不敢放心。加之，为了控制汉人，康、雍、乾三朝都大兴文字狱，害得那些汉人不敢去钻那些经世之学，都躲进故纸堆里去钻什么训诂、考据之类，于是在学术上便有了所谓的〃乾嘉学术〃，还美其名曰〃朴学〃。朴就是朴素的朴，实际上对于世道来说是一无用处的。而乾嘉学术最盛行的地方却又是中国人才的渊薮江淮一带。也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清国的人才库的江淮地区，那里出的人才却都是不做实学的。这样一来就弄得国中人才空泛。到曾国藩的时代，曾就预言一旦国家有事，将无可用之人。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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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苦命皇帝（上）（5）
国库空虚，这早已尽人皆知，康熙出手很大方，待大臣也还宽容，据易中天先生说，到雍正皇帝接手时，国库里仅存银子八百万两，只够他的孙子赔偿《南京条约》里的白银的三之一，历年户部亏空也达数百万两。这等于说辽阔的大清帝国疆土，实际上只是一副空皮囊了。
这叫做人财两空。后来，雍正好不容易把这个国库充实了起来，可仅仅只有十来年时间，他的宝贝儿子乾隆上台后，为了要和他爷爷相媲美，要做什么〃十全老人〃，一转眼，到手的白银又被他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到了嘉庆、道光时，不节约还真应付不过来了。
道光帝的节约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预算的概念，也就是道光时。道光上台后，面对入不敷出的国库，不得不单独做出一个〃预算〃。他把宫中的费用，细细地盘算一番，便下一道圣旨，内廷用款，以后每年不得超过二十万两银子。为了节约，道光帝确实是以身作则。道光帝规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笑话，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四菜一汤〃的源头。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就连那些爱美的妃嫔们只好终年不添置新衣，连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为了安慰大臣们，道光帝只好常对臣工们说做人总需节俭，节俭是老祖宗的传统美德。有些书上还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朝大臣都学皇帝的榜样，个个穿着破旧袍褂上朝，从殿上望去，好似站着两排叫花子，那皇帝便是叫花子头。官员们既不敢穿新袍褂，一时间竟使京城里旧衣铺子里的破旧袍褂，都卖空了，而且卖了好价钱。起初还和新袍褂的价钱一样，有许多官宦人家，把崭新的袍褂，拿到旧衣铺子里，去换一套破旧的穿。后来旧袍褂越卖越少，价钱飞涨，竟比做两套新袍还贵。有几个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把新的打上几个补钉，在衣襟袖子上，故意弄上油泥，皇帝才龙颜大悦。这个场景，后来还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面用上了。
野史上还说，道光帝不但平时俭以律己、俭以律臣，就是赏赐沙场有功之臣吃顿饭，也〃节俭〃到家。大学士长龄，打平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槛送京师。道光帝亲御午门受俘后，便开庆功宴筵，他怕内膳房太耗费银钱，便传旨需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人除长龄外，还有15个老臣。这些人挤了两桌，桌上摆着看得见的几样菜，大臣们却不敢举箸，只怕一动筷，便要吃光，而吃光了是很不好看的。道光帝坐在上面，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大臣们谈些前朝的武功，后来又谈到作诗，便即席联起句来，做成一首80句的七言古诗，记当时君臣之乐，又叫人把君臣同乐画成一幅图，在席上谈论了足足两个时辰，菜不曾吃得，便散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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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苦命皇帝（上）（6）
节俭是一种美德，在中国文化里是值得赞美的。然而，问题是，这不正常。历朝历代的皇帝，只有像刘邦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风光的人才会说，现在天下未定，战争未息，民不聊生，安敢享受长安城里那么华美的宫殿。道光帝的节俭到了这个程度，并不说明他就是个好皇帝，当然比起那些奢侈荒淫的皇帝来又另当别论。皇帝这样节俭，只能说明不正常。因为这有损于帝国的形象，也不合礼制。皇帝尚且如此，那么百姓又到了什么程度呢？不难想象。
要说这个皇帝只知道节约，也不是事实。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就认为，道光帝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治绩的皇帝。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客观也符合历史的。
为什么说他勤政图治却又没有治出什么政绩来呢？这不矛盾吗？历史上不是有〃垂拱而治〃的典故吗？那些不用动手的皇帝却能干出政绩，那些用力干的反而干不出成绩来，这是何道理？
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垂拱而治〃的皇帝，古代人的衣袖都很长，忙起来了衣服是飘动的，只有闲下来，衣服才是垂直的，所以叫〃垂拱而治〃。真正垂拱而治的皇帝都是些傀儡皇帝，身边有能臣在代替他们做。世上哪有不动手而天下就能治理好的呢？〃三代〃之时，你看那几个尧舜禹之类的圣王，哪一个不是累的要死啊。
至于努力了，却没干出好成绩，只能说他运气不好。为什么说他运气不好呢？我这里引用别人的一句话，是谁说的我记不起来了。他说〃这就是历史，当然历史的残酷性也就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你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你签的，那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要说这个结果好不好，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结果当然不好了，丧权辱国嘛。但如果站在道光时代看，这个结果又算是一个较好的结果了，至少他只是丧权辱国，还没有亡国呀，历史上亡国的皇帝还少吗？为什么大宋的皇帝没人说他们是丧权辱国呢？况且，大清国的权呀国呀本来汉人就是不大承认的，他是异族，是兽类，所以他丧权辱国是他自找的嘛，谁叫你来抢汉人的权和国呀，那些主张造反起义的，不正巴不得吗？应该说，道光帝打又打不赢，和又和不拢，这种情况下，能破财消灾，保住大部分江山，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运气不好，是实在的，以前的皇帝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敌人呀，老祖宗也没留下经验宝鉴之类的。
但是，道光帝的运气说来又算是好的了。陈旭麓先生就认为，道光算是个幸运者，白莲教的事他父亲嘉庆皇帝了结了，洪秀全的大动干戈则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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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苦命皇帝（上）（7）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这种好运气，对于一个想有些作为的皇帝来说，实实又不是好运气。倘若把白莲教的事情平了，论起功来，也算是大功一件呀；或者说把洪秀全灭了，更是中兴之主了。最好是父亲的事、儿子的事，都在自己手里干脆利落地做了，岂不更好。
所以，说来说去，还得要怪道光帝走背运。碰到这样的时代，落到这样的结果，真是算他倒霉透顶了。他死了，后世历史学家还要夸大他如何的虚骄，用漫画的方式来给他绘像。
好皇帝、坏皇帝的标准，道光都算不上。看来，只能用别的标准了。问题是，别的标准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只有套用这个标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至少一点，他还是平定了新疆伊斯兰教张格尔的叛乱。张格尔的叛乱其实不亚于洪秀全，他的声势同样是很大的，一口气连续攻占了南疆四城，让道光帝花了四年时间才把他平定在天山脚下。对外，他至少还搞了一次禁烟运动，开了中国与西方正面禁毒斗争的先河，从正面和反面都让人们知道这毒是沾不得的。
现在回想起来，功也好过也好，好也好坏也好，再来评说都是马后炮了，徒给我们增添感叹。不过，发出一声两声感叹也许还是有用的。道光帝留给我们最大的感叹就是，他这个皇帝做的太久了，一做就是30年。
按中国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来算，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没什么好说的。然而，问题是这30年对于中国来说太宝贵了。
这30年，西方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由科学技术充实起来的以强大国力做后盾的军力。而此时的道光帝连英国来自何方都不知道。他心目中只有他的〃国体〃，以及在这个国体之下的自我镜像：〃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天朝威仪，君临万方。历史在此时仍然是靠一种惯性来运动的。这就导致了，西方打进来后的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这个惯性仍然没有被打破。
应该说，这个时候是最需要〃革命〃的了，日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甚至稍后才开始〃明治维新〃的。我们也并不是没有〃革命〃，也〃革命〃了。迄今尚被称之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也就萌芽于这个时候。
为什么同样标明为〃革命〃，结果却大不相同呢？这恐怕是一个值得进行探讨的大课题。换句话说，为什么此时的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农民革命〃呢？二者究竟有何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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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苦命皇帝（下）（1）
苦命皇帝（下）
上述问题既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革命家不能不作出解释的问题。可能还轮不到我等来做出回答。但既然提出来了，虽不必去做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但也不妨提出我自己的思考。
在我看来，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出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镜像上。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后看，看什么？看历史。历史当然是值得看的，因为它是镜子，自己是什么样，照一照镜子就都知道了。这就是历史的妙用。问题是出在历史这面镜子上。它不是玻璃的，也不是透明的。中国古代的镜子习惯用铜镜，看起来比较模糊。而历史这面镜子正好与此类似，它是用水做的，或者说是用金属做的，是可以变形的。这就有点类似〃哈哈镜〃。心态正常的照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