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刘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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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汉初丰沛集团”在隐瞒了“魏人周市围丰”事件真相后，刘邦做出不杀雍齿的选择也是十分为难的。这等于在众将士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副难解的枷锁。
欲知底里，不妨看看在开国创业中，沛公是如何又一次受到无法回避的危急对自己心灵的摧残的。或许世上真有“因果报应”，事隔不久，刘邦自己在战场上，竟阴差阳错地也遇到了一次可比同“魏人围丰” 恐怖的严重事件。
那是汉四年初（公元前203 年）发生在荥阳前线，楚汉双方激烈争斗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由于楚军对汉军久攻不下，穷凶极恶的楚军在阵前摆出一口盛满开水的大锅，下面燃着熊熊烈火，他们将虏来的刘邦老父绑缚在阵前高高的瞭望台上。只见项羽高声威胁刘邦说：“今不急下（投降），吾烹乃翁。”
面对如此突发的恐怖危机，刘邦没有失去理智，拔剑而起，去与项羽去拼个你死我活，更没有屈服接受项羽罢兵的条件。而是以异乎寻常的镇静，坚定巧妙地与气急败坏的项羽周旋。情急之下，他仍能据理针对项羽的弱点，以带有嘲弄的口气回复楚军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意思是说﹕我父亲就是你父亲，若你愿意烹杀你父亲的话，请也分我点汤喝。对于刘邦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回话，项王气急败坏，欲杀太公。项伯亦劝项羽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于是，项羽气愤之余顿时冷静下来，便未杀太公。就这样，刘邦压倒了霸王的气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以上见《项羽本纪》）。
在此次严重危机中，刘太公及刘邦妻子也毫不屈服，可见沛公一家为汉家大业已完全舍弃了小我。他们也以坚贞不屈的态度示威于三军，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在这里，沛公冷静成功处理恐怖事件的思路和方法，无疑为后世做出了典范（参见本书第一章：“谈不上忠、孝二字” 一节）。
可以相信，当刘邦突遇这一事变后，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发生在“丰邑”的“周市围丰事件”。 自然，举义之初义军的背景与荥阳大战时的汉军已是无法同日而语。当年驻丰军民势单力薄，面对强敌又必须立即决断。所以，雍齿和刘太公等才做出了别无二法的诈降选择。
只是事后刘邦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容忍，即便似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又如何面对老父及家乡亲朋的求情呢？作为统帅，沛公真是难啊！即便贵为天子，也有本难念的经。
荥阳战役发生的一切对刘邦身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应该是促成刘邦下定决心，于最终又封雍齿为侯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决定肯定也是在他与包括刘太公在内的极少数亲人、亲信知情者如张良、王陵、萧何等多次密商后才下定的决心。而司马迁采取不同方法，记述刘邦遭遇发生在“丰地”和“荥阳”的两次事件磨难的良苦用心之目的也算达到了。
像“荥阳恐怖事件”一样，“雍齿案”也一定给刘邦内心埋下了深深的创伤。以刘邦之重情重义，从心里应该是感谢雍齿的，他甚至会对以诈降而有功于义军的雍齿一直被蒙上降臣罪名一事时时感到内疚和不安。所以他才会在朝堂之上，嘉奖功臣时不由自主地说出雍齿“功高不忍杀之”的话来。
应该说“周市围丰”事件的结局是令“丰沛布衣将相集团”满意的。雍齿之成功诈降，避免了“屠城”的可怕后果，保全了义军有生力量，避免了家乡人民的牺牲和分裂。的确为汉家王朝的崛起立下了不世之功。“汉初布衣将相集团” 的成员们应该是心领神会的。这可能也是汉初文臣武将，自始至终不愿意对“雍齿降魏”的重大事件做更多评说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受伤害最严重的主要还是当事人雍齿，而刘邦不过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在汉皇室诏令封赏功臣、皆大欢喜之后，或许刘邦作为帝王，可能会在暗地里庆幸自己略施计谋便可一石二鸟，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和大汉的体统，又安抚了雍齿和众多功臣﹔或许臣属们也可能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后，故意佯作不知“雍齿案”之内幕。但在《史记》之字面背后，你肯定会隐约真实地感觉到司马迁的记述无时不在发人深省。
乍看起来，刘邦不杀“叛将”雍齿，反为之封爵一事，似乎表明了他对待亲朋故旧的大度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和谐。
只是，位极天子的刘邦，仅仅为维护尊严如此做作，不正表明他自己也是这一事件中的一位可悲的角色吗？相信读者在认真阅读《史记》后，都会发现一个无处不在的弦外之音，似乎在问：“高祖皇帝，你活得累不累啊？”
14。司马迁对雍齿抱有极大的同情
倒是雍齿这个悲剧人物，默默承担着所有的非议和来自天子的抱怨乃至千百年来人们的误解。
虽然，他立下了不世之功，却只能躲在一边做起了愚公，再也“不愿”站起来光明正大地说一句话。人们，包括司马迁也无法从雍齿口中得到一点资料。或许他已被封口不能说话，甚至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未可知。《史记》之令雍齿隐去的做法，其实与略写平民刘邦人生经历的目的和思路是完全吻合的。
事实是，司马迁本来也可以据实透露出“雍齿案”的真相以及皇室对之处理的内幕。只是他自己生活在汉王朝全盛的武帝时代，此事件已被尘封了多年，汉武帝也一定不会愿意改变先帝之定论。太史公自然也便无法明写了。
然而，司马迁也一定清楚，雍齿一人的委屈，换来的是多少将士的欣慰和感激，他何尝不对雍齿一案抱有极大的同情呢？司马迁虽然把雍齿隐藏在文章之后，却处处给读者以疑案当事人的感觉，这本身便是他对此案持否定态度的表白，而且他毕竟也已经给了雍齿一个好人好报和一个似乎能让各方面都能理解并接受的圆满归宿了。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善良的人们未能感悟出太史公写史艰难之用意，只是一直在沿袭《史记》表面文字，以为雍齿与刘邦之间，真是早在起义之前便“有故怨”， 而相信刘邦表面上“数窘辱我”之说，相信雍齿真是叛逆小人。以致使本来顾全大局的雍齿只能一直含冤千年，这恐怕是司马迁等贤者始料不及的。
时至今日，相信热心秦汉史研究的人们，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定能逐步打开尘封的历史，还雍齿这个悲剧人物以本来的清白。（＇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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