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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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以德治国”的观念强行塞进客观记事的史书里去,终使“乱臣贼子惧”—但是,“正统”的国家观念和道德观念也于焉成型,最终形成了鲁迅所说的在“正统”和“道德”名义下的“瞒和骗”的历史,“礼教杀人”的历史。
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写过《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七十条罪状是从东周到西汉陆续加上去的,时代越近,帝辛的罪状越多。三国时曹操的耿直之士,著名的“孔融让梨”的那位孔融,对周朝横加给帝辛和妲己的罪状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孔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出何经典”,孔融说:“想当然耳。”(《后汉书》卷七十)虽是戏言,却入肤刻骨地揭破了自称天命所归、天道所属的周朝和圣人周公虚伪的道德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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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周幽王和褒姒(1)
周幽王十分为难:自己的这个宠妃褒姒,论容貌当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女,可就是不爱笑,自打进宫之后,还没有见过她一展欢颜。
褒姒的身世,是中国史上第一部,也是第一流的荒诞派小说。
大概是夏朝的末代皇帝桀在位的时候,有一天有两条龙栖在院子里,说:“我们是褒国的先君。”夏桀赶紧让太史占卜,结果,杀、赶走、留下来都不吉利,吉利的是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这是龙的精气所在。于是夏桀“以简策之书告龙”,二龙离去,留下了唾液。夏桀把唾液装在匣子里,兢兢业业地珍藏起来。夏亡后,此器传给了殷;殷亡后,又传给了周。历经三代一千余年,皆视之为禁忌,无人敢打开。至周厉王末年,周厉王好奇地打开了这个匣子,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结果龙的唾液既没有蒸发,也没有凝固,遍流庭院,一发而不可收拾。周厉王万般无奈之下,找来一大群妇女裸体鼓噪,除魔驱邪。那唾液遂化作“玄鼋”(鳖),潜入后宫。一个年轻的宫女劈面遇见了这只玄鼋,像所有圣人的母亲一样,心中感应,若有所动,长到出嫁的年龄就奇怪地怀了孕,因此被囚禁。这一胎怀了四十年,直到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在位的时候,才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婴。因为是“无夫而生子”,生得又旷日持久,宫女顶不住来自朝野的舆论压力,恐惧之下,把这个女婴随便扔到了路旁。周宣王时,国势已经衰落,国运相应地也就被奇异的事件所笼罩,甚至于有童女到处传唱着一首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桑木做成强弓,细草编成箭袋,周王国不再存在(柏杨译文)。周宣王听到后,立刻下了不准贩卖“檿弧箕服”的禁令。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恰巧有一对夫妇在贩卖这两件东西,周宣王派人把他们抓起来,要砍他们的头。夫妇二人连夜逃亡,途中,恰巧在路旁看见那个宫女抛弃的女婴,正在夜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二人动了怜悯之心,遂收留了这个弃婴。此后,夫妇二人一路逃亡到褒国,以卖饹为生,在褒国定居下来。那个弃婴也渐渐长大,出落得花容月貌,养父母给她取名叫褒姒—姓姒名褒。姓姒是追溯到夏朝褒国二君化龙吐涎之事,夏朝国姓为姒;名褒是为了纪念她在褒国保住了小命,获得了新生。
在《史记·周本纪》中,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不仅罕见地记载了这件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之事,而且记载得非常详细,前因后果,不惜笔墨。此中心态大堪玩味。
此后,故事的进展迅速起来。
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位,这位著名的亡国之君,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残暴,昏庸,淫荡,不顾百姓死活,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用佞臣虢石甫。朝中大臣、褒国国君褒珦的劝谏之言非但不听,还将褒珦下狱治罪。褒国为了营救褒珦,遂进献美女褒姒,以赎其罪。果然,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8年),一见到褒姒的美色,周幽王就惊为天人,放了褒珦不说,还在褒姒生下儿子伯服之后,废掉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周幽王爱煞了褒姒,百般取悦美人。褒姒不爱笑,周幽王在佞臣虢石甫的撺掇之下,居然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奇计”,在骊山大举烽火。待各路诸侯快马加鞭赶来勤王,才发现是一个骗局。看到诸侯们劳累、困惑继而愤怒的表情,看到山下万马奔腾、人仰马翻却无功而返的尴尬场景,褒姒毫无心肝地大笑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周幽王兀自陶醉在美人开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得到“一笑倾国”啊—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举烽火征兵的时候,屡屡受骗的诸侯再也不上当了。“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灭亡。
褒姒做了犬戎的俘虏,下落不明,但是她却替母亲,那个历周厉王、周宣王两朝,命运乖蹇的宫女复了仇,宣判了西周的死刑。褒姒不笑,并非生理性的毛病,也许是因为被弃的悲惨身世,也许是因为复仇之神的青眼相加—总之,这个故事以荒诞派小说起始,以正史记载的西周灭亡结束,真实与怪诞,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奇异的双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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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周幽王和褒姒(2)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在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著作中,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载明显怪诞的故事呢?综观《史记》全书,类似的情节可说绝无仅有。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迎击匈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在蚕室里立下决心:忍辱完成《史记》。
前92或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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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1)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卧薪尝胆的故事妇孺皆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请注意,此处第一次出现了“鸱夷”这种东西。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国语》、《史记》无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至于西施的结局,更晚至北齐的《修文殿御览》转引《吴越春秋》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是第二次出现“鸱夷”这种东西。越王勾践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传的《吴越春秋》却并无这段文字。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惟一的记载是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样奇怪的是,今传的《越绝书》也并无这段文字—看来,几乎同时成书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都有佚文;史书的类似命运,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恶宿命。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的记载显然是有所本的。《墨子·亲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于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断言无疑。墨子出生并成长于春秋末期,即吴越故事的尾声阶段,又是紧邻吴越的鲁国人,或耳闻或目睹吴越故事的壮烈活剧,当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阴谋之中,哪有什么大团圆的意淫乌托邦啊。
再看范蠡的结局。《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又一次、第三次出现了“鸱夷”!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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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2)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台湾小说家高阳如此解释范蠡自称“鸱夷子皮”的缘故:
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高阳《清官册》)
二说皆非。前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齐国请范蠡做相的时候,范蠡拒绝的原因。既然“君子用行舍藏”,齐国请他做相,正是君子“用”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还要“藏”起来呢?后者直以范蠡自为越王罪臣,就更离谱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藏良弓和烹走狗的人不仁义,并非“良弓”和“走狗”有罪在前。况且范蠡本非越人,乃是楚人,本来就是四海游荡,辅佐越王只不过是想成名立业,试一试自家本领如何,功成身退,再继续游荡四海,何罪之有?
历史学家们闭目塞听,不愿深究范蠡何以自况“鸱夷子皮”的真正原因,也许仍然是“成王败寇”的心理惯性使然,因为西施之死揭破了帝王霸业之后的肮脏秘密;可是他们也错过了考证出西施和范蠡相爱的铁证的光荣。
线索清晰了。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生发和悲剧结局,逐渐豁现了出来。
文种和范蠡向越王勾践献上美人计,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