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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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范景文眼见大势已去,感叹自己身为大臣不能为天子出力,深深愧疚,从此绝食。十九日京城陷落,传闻皇帝驾崩,或者说已经“南巡”,叹息道:不知圣驾所在,只有一死,来报答陛下,随即在妻子陆氏灵堂前自缢,被家人救下后,赋诗明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向皇宫方向跪拜号哭,纵身跳入龙泉巷的一口古井中。他是内阁辅臣中唯一的殉难者。
户部尚书倪元璐在京城陷落后,向北跪拜皇宫,为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报国而自责;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南方的母亲。换上便服后,祭拜关公,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南京还大有可为,死是我的本分)然后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才可以给我收尸。随即在厅前自缢。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主翁再三嘱咐,不要阻挠他殉难。他的儿子倪会覃遵照父亲愿望,直到崇祯皇帝殡殓后,才给父亲合棺、下葬。农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表彰为“忠义之门”、“真忠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十八日率领御史上城巡视,遭到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同僚吴麟征,握手挥泪,互相鼓励,誓死国难。次日获悉“国难”,抱头痛哭,拿了印信、官帽、官服,前往吉安会馆(江西吉安同乡会),祭拜文天祥,题写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随后自缢而死。
像他们这样殉节的还有惠安伯张庆臻、东宫侍卫周镜(周奎之侄)、宣城伯卫时春、阳武侯薛濂、兵部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胤、太常寺卿吴麟征等人。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人未免有些愚忠,有些迂腐。诚然,为一个灭亡的王朝殉葬,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是,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无论如何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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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卑躬屈膝地卖身投靠新朝,追求荣华富贵。这种卑劣行径,暴露了士大夫劣根性的阴暗面,受到当时及后世人们的鄙视、谴责。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领袖人物,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
魏藻德恬不知耻地说:臣在内阁三年,皇帝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有今日的下场。
李自成训斥道:你受到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什么偷生?
他连忙叩头,称呼李自成为“陛下”,说:如果陛下赦免我,一定以赤胆忠心相报。
对于这种朝秦暮楚之徒,李自成根本不屑一顾,命令士兵把他囚禁起来。魏藻德还不死心,透过监狱的窗子,向外喊话:如果用我,什么官都可以,为什么拘押我?
负责守卫京城的总指挥、京营总督李国桢,临阵脱逃,求见李自成。
李自成斥责他:你身负重任,既不坚守京城,又不为皇帝殉节,厚着脸皮来见我,为了什么?
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连声称呼李自成为“陛下”,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我愿意用余生为陛下效劳。
李自成勃然大怒:你辜负你的君主,我为什么要用你这种没有忠心的人?误国奸贼还想求生吗?
其他投降的官员一千二百多人,按照农民军的布告,身穿青衣,戴着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自报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八面威风的官僚,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农民军士兵的戏弄侮辱。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的丑态:平日老成者,乖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直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他们从黎明一直等到黄昏,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上,丑态百出。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的就是忠臣,怕死偷生的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什么?
牛金星对待这批前来等候录用的官员,也很蔑视,用手摸着他们的头顶,口中“一双”、“两双”的报着数目,如同对待牲口一般。点完数目后,挑选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其余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待处分。刘宗敏正忙于和歌妓舞女寻欢作乐,根本没有心思审问,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官员身穿囚服,饥肠辘辘,顾不得体面,捡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面塞。
这些贪生怕死之徒面临这种窘境,十分狼狈,生不如死。计六奇《明季北略》说,这些人“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苟延残喘的偷生,真的不如死了干脆。
祭奠与下葬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用门板把他抬下来,与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用土块当枕头,把皇帝皇后的遗体放进棺材。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
照例说,昔日的大臣们理应前往凭吊,但是先前信誓旦旦效忠于皇帝的大臣,这时竟然摆出另一副面孔,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及公开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李自成。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殡葬帝后,给他们的棺材刷上红漆和黑漆,为皇帝换上皇冠、龙袍以及靴子,也为周皇后更换了服装。他还宣布:一切殡葬事宜按照皇帝皇后的规格进行,他自己还来到祭坛,向帝后的棺材进行祭拜。
按照新朝当局的安排,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到昌平,建造墓穴。四月初三,帝后的棺材“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的坟墓中。据说,下葬那天,只有已经被农民军俘获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东华门送行,先前的大臣,没有一个前往扶棺执绋,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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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3)
当时昌平州的一个小官赵一桂,主持祭葬事宜,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下葬的全过程,收录于《日下旧闻考》中。他这样写道:当时昌平州衙门的银库一贫如洗,没有钱来操办此事,由他出面募捐了一些钱,雇佣民夫挖掘墓穴。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四昼夜以后,才见到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第一层石门,里面有享殿三间,陈设祭器、石香案,中间悬挂万年灯三盏。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大殿九间,有高达一尺五寸、宽一丈的石床,田贵妃的棺椁安放在上面。初四日上午,帝后灵柩到达,在祭棚内停放,供着猪羊、金银以及纸扎祭品。哀悼仪式后,把田贵妃棺椁移到石床的右边,把周皇后的棺材放在石床的左边,把皇帝的棺材放在石床的上面。由于皇帝的棺材没有外椁,就把田贵妃的外椁拆下,加装到皇帝的棺材外面。然后关上地宫石门。初六日,赵一桂雇佣民夫一百名,在附近挑土,建立墓冢,用砖砌了围墙。
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改换门庭的官僚们,正忙着向李自成“劝进”,希望早日称帝。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陈演、朱纯臣为首的投降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农民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时过境迁以后,冯梦龙的《甲申纪事》狠狠地抨击了这两个无耻之徒。他感叹道:原先的天子侍从、亲信臣子,竟然说出如此“逆天丧心”的话,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开国元勋。他责问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按照冯梦龙的看法,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面孔活在世上。然而,李自成失败以后,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南京,向南明政权乞求一官半职。
形势实在是瞬息万变。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仓皇撤离北京。
五月初三,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紫禁城又由大顺改变为大清。多尔衮为了缓和矛盾,发布公告,声明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是为了打击李自成,为明朝“雪君父之仇”。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五月初六,为崇祯皇帝设置灵堂,允许群臣为先帝哭陵三日。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和祭葬事宜。李明睿向多尔衮报告,拟定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且提议另行改葬。不少大臣以为,先帝既然已经葬入田贵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礼仪,便把田贵妃坟墓改名为思陵。
如果说,上述举措带有明显的“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是从表彰朱由检的道德层面考虑的。这位年轻的皇帝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显然,他认为朱由检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国家,最后以身殉国,应该予以表彰,否则,后世人们会把他与没有道德的亡国君主相提并论。为此,他特地书写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后,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以垂不朽”。据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灭亡的缘由了如指掌,知道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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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4)
“思陵碑”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中间有一个龙首龟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正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壮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写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记”。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块:中间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贵妃的。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祭扫思陵,失声痛哭,连呼“大哥,大哥”,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祭文,镌刻后立于碑亭的东门。文中称赞崇祯皇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看来,这并非为了宣传的官样文章。因为一年以后,他特地下诏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个陵墓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简陋而荒凉。可惜的是,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们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旧是明末清初由田贵妃墓因陋就简改建而成的样子。人们在这个并非亡国之君的陵墓前面,对于他的亡国悲剧,将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或许人们会想起,康熙年间的文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崇祯皇帝的评价。他说,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形形色色,有的以酒而亡,有的以色而亡,有的以暴虐而亡,有的以奢侈而亡,有的以穷兵黩武而亡。崇祯并非如此。他“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今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当然这位陶庵先生对于“先帝”也不是一味推崇,指出了他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内帑”——宫廷的财政积蓄,看作命根子,不肯轻易动用。虽然不断增加赋税,仍然无法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结果,九边军队多年欠饷,体无完肤,怎么指望他们来保家卫国?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结果十七年来,三番四覆,朝令夕改,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壮烈帝论》,他的结论是:以他执政所表现出来的明察与忧勤作风,不能说他是亡国之君;以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秉性,不能推辞亡国的责任。他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过错是无法推脱的,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同清朝议和。
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似乎还可以继续争议下去。
“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清鼎革之际,复社诗人吴伟业(梅村)在回首亡国的心酸往事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圆圆曲》,透过一介武夫吴三桂与绝代佳人陈圆圆的姻缘,寄托对于亡明的哀思。诗的开头几句就把吴、陈的悲欢离合放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展开: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诗中的名句“冲冠一怒为红颜”,传诵一时,人们用它来解释吴三桂投降清朝的缘由,其实是皮相之见。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陈圆圆何许人也?她出身于一个罪犯家庭,沦落为苏州名妓,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因此名闻遐迩。关于她的艳闻轶事,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关于她如何进入宫中,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从苏州花重金买来,带到北京,金屋藏娇。
比如陈维崧《妇人集》中有一篇“姑苏女子圆圆”,这样写道:姑苏女子圆圆,原本是罪犯的女儿,色艺双绝,独步一时。如皋人冒辟疆说,妇人以身材标致为主,姿色次之。而圆圆具有独特的气质——“蕙心纨质,澹秀天然”。崇祯末年由外戚武安侯(按:即田弘遇)得到,安置在别墅中。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