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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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的悲剧在于，他的思路没有跟随皇帝的旨意而变化，仍一味遵循先前的宗旨不变。在遭到革职查办处分时，写了题为“微臣负不白之冤”的奏疏，为自己辩护：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时曾经说过，“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臣遵照皇上的旨意，不嗜杀人。适逢皇上发银十万两，派吴饧眉⒒模懈Я髟簟３挤钚械乱猓战瞪褚豢薹窍氚阉墙馍⒐榕绱硕选�
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招抚神一魁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逮捕杨鹤的圣旨是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时任山海关内道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于二十六日从邸报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皇帝没有允许。
十月十一日，杨鹤特地从耀州赶往临潼，接听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圣旨。他知道大局已定，鸣冤已无济于事，写了题为“咫尺天颜束身待罪”的奏疏，承认自己的失误，却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他说：由臣出任总督，是用非其人。皇上平台召对时，曾当面说明，自己没有戡定祸乱的才干，也没有防守边疆的阅历。念及报答圣恩，勉为其难，不料狼狈至此，实在是自己的失误。同时他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到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调兵遣将，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空虚，时势一日难于一日。采取招抚的方针，也是形势所迫。
平心而论，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作为一个“束身待罪”的人，把责任往上推，绝对不是上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怒皇帝。对杨鹤的惩处，之所以无法转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果真如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冷冷批道：“杨鹤正在候问，不得陈辩。”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
杨鹤留下的空缺，由洪承畴顶替。洪承畴战战兢兢，唯恐步杨鹤的后尘，写了“请宽前督”的奏疏，为杨鹤求情。他说：杨鹤到任以来，小心谨慎，由于灾荒严重，“盗贼”愈来愈多，东扑西生，此灭彼起。神一魁之变，实在是时势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恳请皇上从宽发落杨鹤。朱由检毫不松口：“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根本不允许别人为他求情。
不久，杨鹤被发配到江西袁州。
崇祯七年（1634）秋，朱由检提升杨嗣昌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坚决推辞，理由是他的父亲杨鹤遭到惩处已有三年，没有心思担任这一职务。其实是提醒皇帝，看在儿子面上赦免父亲之罪。朱由检很欣赏杨嗣昌，嘉奖他娴熟于边防韬略，足可胜任宣大总督，不准推辞；对于赦免杨鹤的事，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1635）十月，蒙不白之冤而郁郁寡欢的杨鹤，在袁州去世，至死没有得到皇帝的宽恕。家人奔往宣府镇，报告噩耗，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以后，已经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康复之后，他立即向皇帝请求抚恤亡父、恢复原来的官衔，否则，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朱由检考虑到宣大总督杨嗣昌地位重要，同意恢复杨鹤的官衔，但是不许请求抚恤。他让了半步，等于承认先前对杨鹤的惩处有所不当；用这一让步换取杨嗣昌继续效劳，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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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1）
从陕西、山西到河南
洪承畴接替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后，抛弃招抚政策，专心武力围剿，大开杀戒。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浙提学道佥事，天启七年（1627）调任陕西督粮道参议，崇祯三年（1630）提升为延绥巡抚。他和杨鹤一样，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但对于造反武装的态度截然不同，主剿而不主抚。
王左挂、王嘉胤、点灯子（赵四儿）是当时造反武装的大股，接连死于洪承畴之手，对于陕西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当朱由检将杨鹤革职查办时，立即想到了屡建剿杀之功的洪承畴，任命他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他上任以后，对陕西境内的造反武装，如可天飞、郝临庵、不沾泥、混天候、白广恩、薛红旗、一字王、独行狼等，全面出击。以后又在环庆一带围剿，击毙任喇嘛（任守正）、刘黄莺（刘彦举）、燕青（张汝金）、黄巢（高应昌）、张飞（张文朝）、雕翎箭（李文举）、张千总（张成顺）、八豹（雷进槐）、许大狼（许林）、黑煞神（张宠）、红狼（李荣）、王副将（王君亮）、雷横（许得柱）、滚山猴（张汝宰）、飞豹（齐一正）、黑虎（刘万友）、巡山虎（张万寅）、宋江（王中孝）等。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张应星商议，鉴于陕西的部分造反武装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官兵三千五百，由骁勇善战的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进入山西，配合晋中官兵围剿。明人绘《陕西舆图》之“西安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当时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路造反武装有：紫金梁（王自用）、蝎子块（拓养坤）、老回回（马光玉）、一字王（刘小山）、撞塌天（刘国能）、过天星（惠登相）、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八队闯将（李自成）、曹操（罗汝才）等。号称三十六营，二十万之众。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副总兵左良玉的南北夹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受伤后病死，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
政府方面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部署军队，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摆开战场。
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闯将等贿赂京营总兵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急于邀功，不假思索地答应招抚。其实张妙手等部在各自的驻地购买裘靴，暗中作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底，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黄河河身最狭窄的关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竟然一反常态，结冰如坚石，给十几万农民军提供了突围的极佳条件。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
从战略上看，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再进入河南中州大地，明朝当局再要围剿，就很困难了。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罗汝才进入湖广，邢红狼横行于河南，惠登相进入陕西，李自成挺进汉中，他们由合而分，把战火延烧到中原腹地。
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寄希望于招抚，重蹈杨鹤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朝廷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的车箱峡，轻信李自成等部的诈降，让十万之众得以摆脱险境，走出栈道，陕西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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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2）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这个所谓“流氛震惊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官员们纷纷检讨朝政腐败，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检如丧考妣，身穿素色布袍，亲自前往祖庙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几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他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风波逐渐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朱由检下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皇帝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正如《明史·卢象升传》所说，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此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用“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亲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几天之内接连呈上奏疏，陈述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等，显示了这位学识超群的兵部尚书与众不同的见识。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3）
首先，他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
第一，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第二，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
第三，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是他的施政纲领，以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其实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万历时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不过此时此刻杨嗣昌郑重其事提出这一点，并非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1629）与崇祯九年（1636），满洲军队两次南下所标志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大地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国家战略无法回避的大事，也是兵部尚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他明确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且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他从皇帝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一下子抓住皇帝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防重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在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缓图，内忧更不容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脏腑溃烂，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所以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看轻“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受以往的先入之见所束缚，设身处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所阐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至于必先足食然后才可以足兵，也是传统的话题，孔老夫子就给后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语录，不过杨嗣昌提出这个话题，并非探讨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提供足够的兵力与军饷保障。为此，他向皇帝提议，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他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