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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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自行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50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5）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靠近越南，而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多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一家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破例乘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化解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顺畅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又一次面临逃难。张芷英先尽力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与丈夫把在国内的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令她欣慰和自豪的是，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在1975年发明了电脑中到现在还不能缺少的Floppy Disk puter Memory。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现在还展览着他制作的模型。
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5
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一边
三小姐张芸英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她的母亲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青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他的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人云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
姚蕙夫人生的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都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法国毕业于Lorace Jules 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Horace Mann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跟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6）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6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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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7）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