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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15部分

小说: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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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图书馆大购宋版书。平(北京)贾已开出书单若干寄去,国宝一失,不可复得,大可焦虑!务恳速为设法,或由渝设法通知张某,不应代为收购,欲购者,必须经过审查,验明无关文献,并非国宝,始可任其寄发。否则,必须设法截留。此事关系民族文化太大,务恳告知骝(朱家骅)、立(杭立武)二公,速想一妥善办法为荷!”(1940年5月21日)其实当时张芹伯并没有在美国留学的弟弟,可能是误传,但是把郑振铎紧张得不得了。而当时各种势力都在“虎视”着张家的藏书,这倒是事实。
  在1940年7月20日的信中,郑振铎又汇报说,他已经接触到张芹伯的藏书了,“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芹伯书中仅宋版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本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提到张葱玉的藏书:“现存款无几,刘晦之之宋版书及张葱玉书,均亟待续款寄到,始可进行。”
  郑振铎买到张家的第一批书,是黄丕烈校跋本,看来是在1940年10月底拿到手的。郑振铎在11月1日的信中向蒋复聪汇报说:“芹款已到,连定洋万元,共已付四万元(上月底付三万)。昨日傍晚,取来黄氏校跋书一百零一种,三百又三册(中一种仅有藏印),点收无误。兹抄目奉上,乞存查。此批书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虽仅二箱,而浩若渊海,黄跋书当以此为巨观矣。披览终夜,喜而不寐,摩挲未几,几于忘机。宋元部分,待点查完毕后,亦即可收下,乞勿念!”得宝后的欣喜之情,已经情不自禁。
  郑振铎不愧为识货之人,这101种黄丕烈校跋过的藏书,是张芹伯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得之非常不易的宝贝。张芹伯为此非常得意,引以为荣,他曾得意地对儿子说:“黄跋书,全国没有人比我多了!”10
  到1941年5月,郑振铎方才真正接触到张芹伯的宋版书中的至精部分。他在这年5月21日的汇报信中具体列举了四家藏书,而张芹伯的芹圃藏书列在第一位。信中说:“(一)张芹伯(芹圃)之藏书一大批(衣仁先生携上之《芹圃善本书目》即张目)总数约一千五百余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经部’若宋刊《篡图互注周易》、宋刊《易注》、元刊《韩诗外传》、宋刊《仪礼经传通释》……‘史部’若宋刊《史记》、宋刊《五代史记》、宋龙爪本《资治通鉴》、宋刊《通鉴纪事本末》……‘子部’若元刊《孔子家语》、宋刊《近思后录》宋刊《黄氏日钞》……‘集部’若宋刊《楚辞辨正》、宋刊《反离骚》、元刊《李太白集》、宋刊《草堂诗笺》……大半均为铭心绝品。其他明钞明刊,亦均佳。黄尧圃校跋书亦在百种以上……曾偕森公(徐森玉,字鸿宝,湖州人,算是张家的大同乡,解放前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至其寓所审阅数次,极感满意,颇有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尚拟再往一二次,俾能尽读其精品。此批书,张氏去岁开价五万(或美金三千),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
  这是一批张家藏书中的至精部分,在价钱上自然有一番讨价还价,直到这年的10月底,总算双方最后谈妥了,决定以70万元“搞定”(中有物价飞涨的因素),并签下了购书合同。这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因为只要日本人一打入租界,所有的掩护屏障就都不存在了,抢救图书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了。
  在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说,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郑振铎还沉浸在获得张家藏书的巨大喜悦之中。他在给蒋复聪的汇报信中情不自禁地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静夜孤灯,批卷相对,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诚足自喜自慰矣。兹将接收之宋本编目奉上,俾便考查……我辈有此一批宋本加入库中,顿添无穷生气,若再得瞿、潘、杨所藏,则恐不仅人间第一,亦且远迈天禄琳琅而上之矣!三百年来,殆将以吾藏为最巨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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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5)
当然,在郑振铎无限欣喜的时候,可能就是张芹伯孤灯落泪的时候。他在把书卖出的时候,心中还存有将来把书再买回来的念头。据他的二儿子张泽瑚(殷六)先生说,这批书在出门之前,其父曾把他和他的哥哥张泽璇(号齐七)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他已经在他最喜欢的珍本上每部都盖了4枚图章,其中两枚是他本人的收藏章,即 “芹圃收藏”和“芹伯”,还有两枚是他们小哥俩的名字章,一方是“张泽璇”(即张齐七),另一方是“张泽瑚”(即张殷六)。并对他们说:“我在最喜欢的书上都揿了4枚图章,你们两个的名字都在上面,将来你们有朝一日发达了,你们要把它们再收回来!”这就更说明白了,他本意根本不想卖,而是实在没办法!
  比如那部宋版的《李贺歌诗集》,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一部书。台湾出版界曾花大本钱把此书重印了,精装精印。大陆方面没有办法拿到原书,就依照台湾版出版了简装本,适逢大陆刚刚粉碎“四人帮”,读书人思书如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口气印了数十万册,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足以见张芹伯当时的眼光。
  好在他的这些书若干年来,都被完好地收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中,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研究,这也许是张家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张芹伯有一部《芹圃善本书目》,就是当时的出售书目,1969年台湾广文书局将其影印出版,也足以证明学术界对其的看重。
  张芹伯所藏善本半数来自继承其父的适园藏书,半数由他自己购藏。看过张芹伯写的藏书题跋的学者认为,张芹伯的考证、鉴赏功夫,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这些被郑振铎买去的善本书,1941年下半年运到香港,抗战胜利后运回上海,1949年上半年又被运到台湾,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
  张芹伯的长子张泽璇继承了其父剩余的藏书,还有几十个书箱(这种书箱张芹伯的大女儿张颖初家现在仍保存一只),从复兴西路家中的书房地上直摞到天花板(那书房有40平方米)。解放初期,郑振铎与张葱玉再次来到张家,还是为书的事情。他们动员张家向国家捐书,张泽璇代表张家把那几十只箱子的书捐献给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据说其中包括一些宋元古本,如宋版《容斋随笔》《舆地广记》等。事后张葱玉从北京有奖状送来,可惜后来“文革”中被造反派毁掉了。
  在此之后,张芹伯的郭氏夫人手里仍保留着少数珍贵的宋元版本书,和古代字画,那是作为最后的家底,以备不测的。果然,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都陆续送到旧书铺里去了。
  张泽璇后来因为失恋变得神经失常,不能工作了,曾跟姐姐张颖初住在一起,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
  

9。中国古钱币大王张叔驯(1)
张叔驯是张氏家族数位传奇人物中极具个性的新派人物,也是一位深受家族成员和众多朋友喜欢的“快乐王子”。如前所述,他继承了其父终生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细胞,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收藏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古钱币收藏大王。
    高墙深院里的“小开”
  张叔驯(乃骥,1899~1948)是张石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生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从小聪明伶俐,长得虎头虎脑,一双大眼睛像是总在探究着什么,很讨大人喜欢。
  如同很多传统的大家庭一样,他的父亲担心家里的财气会给孩子的安全造成隐患,不放心他们外出读书,于是就把他们都圈在大宅院里,花高薪聘请先生住在家里,教孩子们读书。以至于张家的孩子们在离开石路大宅院之前,都不曾进过新式学堂,他们的学问全是在高墙深院里跟私塾先生学的,尽管石路距离新潮汹涌的南京路只有两条马路。
  张叔驯的国文老师是浙江海宁著名的“陈阁老”1的后代。陈家祖上有人在清廷做高官,获得朝廷很多赏赐,在海宁有很大的宅院,其中有一个大厅号称“百桌厅”,据说能摆下一百桌酒宴。陈老先生本人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夫子,晚清时在京城里当翰林,辛亥革命以后家道中落,寓居上海,成为张家的家庭教师。论年龄,他应当跟张石铭差不多。
  这位陈老先生为张家立下了很大功劳,教了张芹伯、张乃骅、张叔驯一代人,又教了张葱玉、张南琛、张泽琏一代人。经他教授的这些张家子弟,其中有三位后来在文化界卓有建树——张芹伯成了著名藏书家,张叔驯是古钱币大王,张葱玉成为第一流的书画鉴定大师。除了家庭的影响和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的国学根基,理应归功于这位陈阁老后人的教诲。这位陈老先生的女儿陈德和也是张家的家庭教师,负责教女孩子,也是教了两代人,她们是张湘英、张淑英、张颖初、张微。陈老先生在张石铭去世后仍健在数年,还跟随张叔驯一家搬至淮海中路的大花园里住,抗战前在那里病逝。他的女儿陈德和在抗战爆发后回到乡下。现在的张家人还常常谈起这两位张家的有功之臣。
  名师出高徒。张叔驯师从这样一位老学究,从小打下的国学根底自然不同凡响,加之家学熏陶,举手投足之间,朝夕过眼之物,不是古籍就是古物,其文化学养和价值取向,自然就与传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大宅门里的生活规矩是很严的,老师安排的功课很多,即便是课余休息,也不能出去疯玩,最多被允许在院子里“放放风”,但是多数时间,张叔驯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转悠。父亲张石铭面对走来找乐子的小儿子,总是用手边的铜板、刀币和小型的青铜器来开启他的智力。男孩子对形制各异的铜铁玩意儿是很敏感的,很快就能向父亲讨教问题了。
  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不幸去世了,他一下子陷入了茫然。他是他母亲最小的一个孩子,平时最受宠爱,因为两个哥哥年龄都与他相差很大,他们一个整天忙在自己的书屋里(老大张芹伯),另一个整天忙在外面,是个社会活动家(老四张乃骅),好在还有一个最小的姐姐张智哉(老六,张家后代称其六亲伯。徐咸安生的其他几个女儿都早夭)年龄与之相仿,可以陪他度过不少时光。这段日子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这位六姐是家族中与他最亲近的人。
  父亲对他非常关爱,但是父亲的关爱是理性的,对他管教很严,不乐意看到他到院子之外的地方去玩,要求他用心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把他每天的功课都安排得很满,还亲自担任他的青铜学和古钱学的指导老师。
  其父治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每天早晨早饭过后走到大院第二进的花厅里,在一个雕刻精美的红木椅子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他的确是在看书,不时地翻动书页,但是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整个大宅院的所有声响。尤其是他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到院子里的那个照壁,所有从照壁两侧进进出出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家里的佣人和账房先生哪个勤快,哪个偷懒,哪个来得早,哪个走得晚,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小孩子若要到院子外面去,必须向他讲清楚出去干什么,得到允许才能出去。当然,小孩子有时也能够偷着溜出去玩,那就要瞅准老太爷不坐在花厅里的时候。但是,出去的时候可以瞅准时机,而回来的时候就无法瞅准时机了,一旦被老太爷撞上就少不了一顿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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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古钱币大王张叔驯(2)
然而,上海滩十里洋场毕竟是个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的地方,外面的世界毕竟比大宅门里的生活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对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青年时代的张叔驯无法满足高墙深院里的生活了,外出的欲望不可遏制,这样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受训”的机会。
  到1928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张叔驯已年近三十,已经娶妻育子,而且在古钱界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在此前两年,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钱学会,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钱币学杂志《古泉杂志》2,俨然古钱界的领军人物了。
  1932年张家南号懿德堂分家的时候,张叔驯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他获得了二百多万元遗产,一下子成了双份的百万富翁,从此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有了自己的账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由于他那与生俱来的追逐新事物的天性,以及对中国古钱的特殊爱好,使他的钞票很快有了两个不错的去处:一个是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起了一栋很讲究的大花园洋房,从此告别了石路上他父亲苦心经营的张家老宅院;另一个是在古钱收集上“大打出手”,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沪上那些老牌的钱币收藏家甩在了后头。
  但是,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是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但他的生活中还有非常强烈的“海派细胞”。
  所谓“海派细胞”是指他对“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事物的追求。他天生喜欢猎奇,思维极其活跃,一旦接触了西方最新的技术发明和新式电动机械,就想以最快的速度去探究、掌握和运用。他青年时代还喜欢玩赛马,喜欢西方人玩的网球和电动玩意儿,也喜欢最新式的欧洲轿车和赛车,自己就是车手。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无穷的求知欲,总在探求新知,对于新“玩意儿”的追求永无止境,拿现在的话来说,就像个超级大玩家,以至于人们说他“似乎始终没有长大”。
    古钱币收藏的冠军
  中国现代钱币收藏界向以“南张北方”为巨擘。“北方”是指天津的方药雨(即方若),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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