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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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让孙中山边缘化。也就是说，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通力对付反袁的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袁世凯回复他说：“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临时约法》还没有制订，他们就要把它束之高阁，为《临时约法》的运行设置障碍。梁启超、袁世凯的往来信，决定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命运。我们研读民初史料，没有发现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当年就有人揭露梁启超和袁世凯葬送共和政治的这一具体的政治阴谋，当然，袁世凯和梁启超派的合作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似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幻想着落实共和政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倒过来责备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破坏了共和制度，真是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如此重大的体制变迁，岂能靠运气获得？种种理论运行的假设，都逃不脱实际政治势力的联盟。不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能否实现，在今后的几年里留下了悬念，并不能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来进行的，袁世凯有自己的政治规划。
当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失败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他们也取得了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是不完美的，充满着疑惑和忧虑，但毕竟失败是后来的事。他们达到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目的，皇权也被否定，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了一个合法的组织，革命者成了社会所歌颂的伟人。共和的制度也即将正式运行。尽管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但中国同盟会同样获得了参加中央政府的权利。本来胜利的成果是大家合作和妥协的结果，按实力分配也是自然的事。在地方上，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获得的势力也基本上得到了巩固。问题还在于他们自己，革命派内部，包括同盟会员在内，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真正能够为同盟会掌握的省份很有限，即使是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在后来的政治倾向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不能责怪袁世凯的，那个时代革命派的素质就是那样，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只好让我们后人来说风凉话。今后的目标和道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民国元年的共和政治，也就是议会政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它一开局就让人迷茫，这个共和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迷茫竟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1）
唐绍仪，生于1862年1月2日（清同治辛酉年十二月三日），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字少川。父亲唐巨川是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的商人，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唐绍仪自幼随父亲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和外语都比较早。这是个同外商打交道的家庭，自然比较开放。
容闳是一位早在1847年就自己赴美留学的英才，为了国家的富强，他多次劝说曾国藩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他说服，会同李鸿章上奏清廷，得到批准，选拔12岁左右的少年，官费赴美留学。当时的中国人还很闭塞，不知道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留学虽然是官费，但时间长达15年，还要签结生死文书，就是说孩子交给了官家，是生是死，官家不负责任。所以，一般的读书人家的子弟是不愿意去的，他们还是想着要走科举的道路。只有穷苦人家，为了家庭的未来，才能狠下心来，把孩子送出去。或者就是像唐家那样比较开明的人家，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留学有着光明的前景。所以，容闳要招够120名学生非常困难。唐绍仪是这120名学生中第三批赴美的，时间在1874年。唐绍仪在美国上完中学后，就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文科。这批英俊少年，在美国学习，自然很快就学会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国内那些顽固保守派的强烈恐惧和责难，生怕他们离经叛道。1881年，这第一代留美学生学业未成即被全部撤回。唐绍仪和第二批学生中也是香山人的蔡廷干，后来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要幕僚。
唐绍仪在美留学7年，回国时才19岁，被派往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继续读书。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不久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西学人才十分难得，于是，袁世凯调唐绍仪担任自己的西文翻译，深为器重。1894年袁世凯离开朝鲜时，请准由唐绍仪代理自己在朝鲜的职务。从此，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军政集团的重要骨干，在内政外交上都有良好的表现，一直做到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袁世凯失势后，唐绍仪也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东山再起。唐绍仪任民国总理后说：凡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每隔10年就应该再次到国外考察一次，我虽然有这个志愿，可惜没有能够达到。当时交通不发达，中国经济和观念落后，所以，10年出国一次，这样的愿望都无法达到。由此也可见，当时能熟悉西方情况的人太少，连唐绍仪这样美国留学回来的高官都不能到西方考察，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环境相差实在太远了。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就成了袁与南方和谈的总代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就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人选。当时世界上的共和国主要是法国和美国。让这位政绩不错的留美海归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自然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同的人选。不过，他毕竟是袁世凯的人马，民国的成立是双方妥协合作的产物。因此，关于总理一职，革命党人一度认为，袁世凯既已担任总统一职，总理自应属于同盟会，希望权力分享。章太炎风闻这一消息后，写信给孙中山，指责黄兴企图谋取总理职位，变乱南北和平的局面。但事实上，孙中山和黄兴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根本无力控制局势的发展，让权给袁世凯后，在政治上趋向消极。孙中山对此向章太炎作了解释，否认黄兴有当总理的意向。赵凤昌则认为，总理一职关系十分重要，一定要新旧总统都信任的人来担任，而这个人只有唐绍仪才合适。唐的地望背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重要作用。那一段时间里，广东人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显眼，唐绍仪既是香山人，和孙中山是同乡，自然容易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唐留学美国有7年之久，虽然当时还年少，毕竟对共和制度印象深刻，在和谈期间，和革命党人也有很多共同语言。赵凤昌同时建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作为调和南北的方法。后来唐绍仪从北京到南京组阁期间，于3月30日经孙中山和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在入会时，蔡元培当场表示希望唐绍仪能贯彻同盟会的政策。唐绍仪也很兴奋地说：“民国建设方始，本党党员宜同心戮力，实行本党发表之政纲，并望助弟造成强固之民国。”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唐绍仪内阁是同盟会内阁。当时的政治和政治理论尽是些皮相的东西。不过，唐绍仪与同盟会的接近，也为后来他与袁世凯发生矛盾和冲突种下了祸根。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2）
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着手组阁，并准备接受南京临时政府移交权力。当时组阁的实际权力仍然操纵在袁世凯手里，但组成一个各派系都参加的混成内阁，已经达成了共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组成反清各派的联合政府。不过，在权力分配上又发生了讨价还价的分歧。总理问题解决后，在内阁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关键的陆军总长职位一度发生了严重分歧。黄兴既不担任总理一职，南方军界认为，他作为南方军界领袖，自然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职务，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但黄兴本人对权力问题态度消极，不愿意承担责任。袁世凯和北方将领段祺瑞、段芝贵等看到黄兴决计下野，反而一再殷殷敦劝黄兴留任，一起担负开国的艰难任务。其实，袁世凯的内心对黄兴十分忌讳，在京津兵变期间，南方军界就企图派兵北上，在袁世凯背后插上一刀，引起袁世凯的高度戒心。所以，在3月中旬草拟的内阁名单中突然提出以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之一。北方军界惟袁世凯之马首是瞻，于是又纷纷通电支持段祺瑞。南方军界得到这一消息，对袁世凯出尔反尔十分反感，以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为首，###反对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亲信，毕竟是有独自主张的人，很想把这个共和国的总理做好。他到南京后，看到南京军界情绪激烈，倾向于安抚南方，力劝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一职。按照《临时约法》，组阁是总理的权力。黄深知这一职务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只烫手的山芋，并不好吃，没有轻易就答应。经过再三劝说，黄向唐提出了两项要求，就是陆军总长要有用人和筹款的权力。孙中山和黄兴一直是搞武装革命的，但他们对在中国组织军队，实在只能说是门外汉。黄兴连南方的革命军队都指挥不动，又怎么能够指挥得动袁世凯的军队？黄兴于1916年就去世了，孙中山则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军队问题，陈炯明作为孙中山的亲信将领，竟然发生叛变，而孙中山也竟然没有镇压叛变的能力。至于筹款当然是财政总长的责任，陆军总长怎么去筹款？非常时期就有非常时期的奇特想法。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军阀化，这是生活的逻辑造成的，但抱着共和主义理想的幼稚的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不是这样吗？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有人批评黄兴用武力威胁南京参议院改变定都北京的决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违反民主原理的。但军队干预政治，南北都存在，黄兴那一点点举动，不过是对同盟会员而言，并非针对反对派，简直微不足道。如何消解这样的局面？这不是后人说一句轻巧的话就可以解决的。南北和谈本来就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的，滚瓜烂熟地背诵共和的原理，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在当时来说，就是南北潜在的军事冲突。解决这样的冲突，需要集结强大的社会力量。
唐绍仪答应了黄兴的要求，同时向袁世凯报告，南方军队因为黄兴辞职，军心不稳，所以，已经尽力劝说黄兴留任，准备调段祺瑞担任参谋总长一职。但袁世凯的态度出乎意料地转趋强硬，复电表示：“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组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3月28日晚，黄兴召集南京将校会议，尽力安抚军心，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不要再争，说到深切处竟至声泪俱下。黄兴为人厚道，讲究传统的道德，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只是埋头苦干，不争权力。但是，他也一生没有弄明白，他的道德榜样，为什么扭转不了世风日下？毛泽东的诗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一直读不懂，项羽沽了什么名啦？如果改成“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黄兴”，我就可以懂了。不过，毛泽东说的话或许不是我理解的意思。
由于黄兴的退让，组阁问题终于圆满解决，并获得了参议院的同意。当然，这届联合政府的组成，除了大家赞成共和这一原则之外，并没有国家大政方针上的政治交易。像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西方民主政治那样，如果一个党没有取得议会多数，他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构成议会多数，但不仅在内阁席位上有交易，在具体政策上也有交易。当时，别说袁世凯不懂，梁启超、孙中山也不懂，更不必说在实践上贯彻了。这届内阁就政策层面说是稀里糊涂地组成了。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3）
内阁各部在各党派间分配如下：
外交：陆徵祥（无党派，原驻俄公使）
内务：赵秉钧（袁世凯派）
陆军：段祺瑞（袁世凯派）
海军：刘冠雄（接近袁派，旧官僚）
财政：熊希龄（共和党，前清立宪派）
教育：蔡元培（同盟会）
司法：王宠惠（同盟会）
农林：宋教仁（同盟会）
工商：陈其美（同盟会，未到任，由王正廷代理，也属同盟会）
交通：唐绍仪（兼，后由唐侄婿施肇基接任）
这届内阁从专业的角度讲可谓人才济济，都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总理唐绍仪自不待言，外交陆徵祥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业外交人才，辛亥革命后通电拥护共和，对驻外使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内务赵秉钧在北洋办理警察卓有成效。陆军段祺瑞为北洋三杰之一，曾赴德国留学军事，为当时中国杰出的新式军事人才。海军刘冠雄，海军是当时的高科技军种，但海军为福建帮垄断，在政界影响有限。财政熊希龄是前清立宪派的才子，对财政素有研究，与梁启超关系十分密切，与黄兴的关系也很好，黄兴曾推荐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但孙中山因为他不是自己人，没有同意。蔡元培是同盟会中最有学养的人，以翰林的身份参加革命，非常不简单。王宠惠留学美国，专攻法律，也为一时之选。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期间，专攻政治制度，有总理之才，出任农林，有点屈才。工商陈其美，典当业学徒出身，与上海商界关系密切，上海光复时的领袖，出任沪军都督要职。但陈其美调中央任职有调虎离山的嫌疑，陈因沪军欠商界的钱一时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