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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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生于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二月九日），湖南宝庆人（现邵阳市），原名艮寅，字松坡。蔡家世代务农，家境清寒。他的父亲农闲时做裁缝补贴家用，也粗通文墨，爱好读书，后来也就开始教书的生活。蔡锷5岁那年全家迁到武冈县，6岁开始跟着父亲读书。他聪明好学，又非常勤奋，自己买不起书，就常常借别人家的书来抄写。12岁那年，因为贫困，几乎无法继续学习。宝庆的著名学者樊锥爱惜人才，发现蔡锷很有培养前途，就免费把他收为弟子。樊锥思想开明，也提倡新学，主张维新变法，蔡锷深受启发。13岁那年，蔡锷考取了秀才。16岁时，长沙时务学堂开办，他从宝庆前往长沙报考。在樊先生的教导下，他的新学已经很有基础，因而能以第三名录取，成了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生。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蔡锷从此成了梁启超的高足弟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长沙时务学堂被关闭，蔡锷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和同学唐才质、范源濂只好另谋出路，一起设法寻找自己的老师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获悉学生们在寻找自己，就商请唐才常资助他们旅费，前往日本学习。1900年，蔡锷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唐失败被杀。蔡锷回到日本后，决定学习军事，要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奋斗。他经过成城学校的学习和日本联队实习，于1902年进入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04年毕业。在100多名毕业生中，蒋百里（后来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学家）考第一名，蔡锷考第五名，与另一名中国毕业生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蔡锷鉴于中国历代重文轻武，文人体质柔弱，因而提倡军国民主义，提倡尚武精神，强健体魄，振奋民族精神。他写的《军国民篇》，专门反省汉民族驯良懦弱的民族性格，强调铸造“国魂”。
蔡锷毕业回国后，先后转辗各地，参加编练新军的工作。他精于骑术，深为部属钦佩。黄兴到日本留学时，就结识了蔡锷。后来，黄兴到广西发动革命时，蔡锷先后在广西的多种军事学校任职，彼此进行过秘密联络。蔡锷同情革命，但没有参加同盟会，为人稳重，深沉有胆略，但不盲动。广西军中年轻的革命党人，看到蔡锷不动声色，对他的政治立场深感怀疑，就鼓动风潮排挤他。1911年，他离开广西，前往云南，担任协统（旅长）的职务。当时军中的同盟会员许多人都是他的部下，相处关系良好。武昌起义之后，云南同盟会员准备起义，他们相信蔡锷同情革命，决定邀请他参加革命的准备工作，蔡锷也欣然同意，并主持了革命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重阳节（10月30日）夜，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蔡锷有组织地领导了云南新军起义，很快就控制了全省，起义后云南政局安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云南新军训练有素，是起义各省中少有的建制完整的精锐武装。于是，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⒄绞弊芩玖罨菩朔追滓蟛田陕适Ρ狈ァＨ欢颇掀Тξ髂希铰菲獒缆芬Ｔ丁５笔保髂系厍挥邢执煌üぞ撸鍪Ρ狈ィ荒芡讲叫芯膊豢赡芎芸斓酱锴跋摺Ｍ彼拇ǜ鞯匚渥氨┒笾刃蚧炻遥恍┑厍乖谇寰刂浦小Ｓ谑牵柙椤⑻费雨＇和四川革命党人又请求蔡锷先行援川，解除湖北前线的后顾之忧。11月11日，蔡锷组成援川军，有一个师的兵力，下分两个梯团。云南入川道路崎岖，行军缓慢，援川军12月16日才到达四川叙府，但这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四川清军已经解体，而湖北前线也已经停战多时，南北正在议和。川、滇两军本指望合作反清，在革命停顿的局势下却爆发了内斗。
原来，蔡锷的部下都是些受过传统教育，又属于新式军事学校毕业的军官，率领的是原建制的部队，训练有素，指挥统一。四川革命党人大多在会党中活动，所谓同志军起义，其成分多为四川袍哥，到处破坏秩序，成都军政府无力控制，被人家看成是哥老会政府。重庆则是新军起义，秩序尚好。蔡锷及其部下本来就比较稳健，看到会党活动在四川十分猖獗，就以维持秩序自命，在川南实行武力镇压，控制了川南的财富之区。援川军第二梯队到达泸州后，就和川南军政分府联合进攻合江，合江守军开门投降。不久，川南总司令黄方率部自合江返回泸州，滇军竟然伏击自己的盟军，杀害黄方及其部下100多人，引起四川革命党人的强烈震动。他们怀疑滇军对四川有侵略野心，不得不处处进行戒备。自此，川、滇之间的纠纷延续了20多年。川、滇冲突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最后由重庆方面向滇军支付军费30万两，滇军才从四川撤退，于5月6日返抵昆明。 。 想看书来
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2）
云南援川军于1911年11月间出发后，蔡锷又应黄兴、黎元洪的要求，组织北伐援军，继援川军之后，向长江前线进军。北伐军有4000人，由唐继尧率领，1912年1月28日从昆明出发。
唐继尧，生于1883年8月4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云南会泽人，字蓂赓。他出身书香门第，15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习军事，1905年参加同盟会，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回国后，在昆明任新军管带（营长），系云南重九起义骨干。
本来北伐军的计划是经四川泸州，出长江参加北伐。但蔡锷看到四川、贵州两省内部秩序混乱，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认为，很难指望这两省能够自己恢复秩序，影响全局，因此，以“援蜀救黔”自任，企图以云南的军事实力，控制西南三省。贵州是一个贫穷的省份，新军的力量也很弱。11月4日宣布独立，由革命党人杨荩诚为都督。杨率师北伐后，贵州政局很混乱，有同盟会、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立宪派人士之间的对立。于是，宪政派的刘显世、任可澄等请戴戡到云南与蔡锷商量，希望北伐军改道贵州，支持他们控制贵州政权，得到蔡与唐的同意。蔡锷的原意是让滇军过境贵州，不准备停留。北伐军出发后，援川军与川军冲突加剧，要求增援。同时，贵州自治学社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到达昆明，劝蔡锷不要介入贵州的内争。于是，蔡即指示唐继尧经四川支援陕西，并告诉他，南京陆军部也准备任命他为北伐总司令。但唐继尧在戴戡等人的怂恿下，决定出兵贵州，夺取政权。在唐的一再要求下，蔡只好听任唐按照缓急便宜行事。3月3日，唐继尧突然袭击、攻占了贵阳，对于俘虏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一律屠杀，实行恐怖统治。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与立宪派结合掌握了贵州政局。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云南秩序良好，蔡锷在整顿军队、节省开支、开辟财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云南是个穷省，财政上是个受协省份，也就是云南财政在前清时一直依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补助的。但在蔡锷的治理下，可以自给，甚至可以拨款支持中央财政。他在经济建设上，也做了一些工作。蔡锷大体上遵循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希望社会稳定，从事改革和建设。因此，他对袁世凯也寄予过高的期望，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集中权力。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蔡锷参与发起统一共和党，他担任了该党的总干事，又组织了该党的云南支部。但是，一时间党派纷争很激烈，各省都督也分属不同的党派。蔡锷忧虑时局，响应袁世凯关于军人不干政的指令，于5月10日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他认为，军人如果入党，政党竞争就可能以武力为后盾，内阁很容易被推倒，妨碍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当时各省扩军很严重，军队和会党混杂，如果统兵将领自己入党，怎么能阻止士兵组织山堂？这样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蔡锷自己就首先宣布退出统一共和党。
蔡锷虽然与黄兴等同盟会员是朋友，也参加了革命，但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学生，接受梁启超的政治主张。5月27日，他给下述各省都督发了一封电报：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斩级匠痰氯⑺拇ǘ级揭狻⒐笾荻级教萍桃ⅰ⒐阄鞫级铰饺偻ⅰ⒍《级秸远恪⑸挛鞫级秸欧锪櫍挥邪ㄍ嘶岬募肝缓诵亩级剑绫谌荽笠馐牵合衷诿窆枰ㄉ瑁狈δ苋范ù笳秸氲娜瞬牛衷诠倚枰氖峭ú牛挥Ω糜械撑芍Ｐ禄崃浩舫壬枪业南冉染跞宋铮呕脱识挤浅：茫赖乱埠芨呱校馐呛Ｄ谕獾娜硕贾赖摹Ｖ皇且蛭恼渭獗冉衔冉。獾缴偈陆宋锏呐篮头炊裕衷谥荒鼙痪惺诤Ｍ猓杂诿窆此凳翟谑翘上Я恕ＯＭ颐橇掀鹄矗肭蟠笞芡澄艺髑笙筒牛卮偎毓ЯΑＵ饧乱惨肜韪弊芡忱戳煜巍Ｕ夥獾绫挥械玫较煊Γ�6月5日，蔡锷又独自向大总统和各政要人物发出公开电报，历述梁启超反对满清政府的功绩，为梁启超的稳健辩护，强调说，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稳健爱国，“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也就是说，当前国家的人才，梁启超是最好的了，希望大总统敦请梁启超回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蔡锷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他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行。袁世凯虽然也希望梁启超回国，但梁觉得政治气氛对他不利，时机还不成熟，一时没有动身。直到10月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之后，南北调和气氛浓重，南方的反袁舆论也有所收敛，梁启超才回国到达天津。此后，蔡锷就与黔、桂、川（都督改为胡景伊）四省，结为一体，阐发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云南省也就成了梁启超有武力可供依靠的地区。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维新——立宪派似乎都是些和平改革派，而孙中山——同盟会则是武装革命派。其实不是这样绝对的，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都不是吃素的，多多少少也会动用武力。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就策动袁世凯兵变。在1900年间，康有为的保皇会就组织过勤王起兵，自立军是其中的一支，只是没有发动就失败了。当然后来还有护国运动。如果没有蔡锷在云南的经营，梁启超又怎能发动武装起义的护国运动？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根本没有从事军队运动，一直致力于和平的建设。他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再次解散了革命武装，从事和平的改革。只是和平建设的环境一再被独裁者所破坏，才重新发动革命。我们现在期望和平，但历史的严酷性我们不应该忽视。不过，孙中山对于组织革命武装，一直是门外汉，他的部下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掌握军队以后就异化为一个军阀，走向了他的对立面。孙中山自己始终不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也始终没有掌握忠于自己政治理想的强大的革命武装。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中国社会的整合也就迟迟无法完成。
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1）
沪军都督，这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职务，陈其美在上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这一职务，对于辛亥革命在东南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其美在上海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作用，对于认识这次革命，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其美，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湖州人，字英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湖州是丝绸之乡，商业发达。幼年在私塾读书，7岁丧母，14岁丧父，家境困难，进了崇德县石门镇（现为桐乡县崇福镇）善长典当学徒。封建的典当行对学徒十分刻薄，迟迟不让他满师，这学徒一当就当了12年。不过，他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勤奋自学，关心时事，而且交游广泛，养成了豪放豁达的性格，办事果断，敢作敢为。
1903年，陈其美不愿再蜗居在石门镇这个小地方，做一个井底之蛙，他辞去了善长典的工作，来到上海，在湖州同乡开办的同康泰丝栈里当一名助理会计。他在上海认识了许多商界人士，也结识了正倾向革命的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他深感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危亡。于是，他又弃商向学，1904年进了科学仪器馆理科传习所学习，适蔡元培也到该所学习，有了交往。这时，他的弟弟已经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湖南任职。他决心出国学习，寻找救国的道路，就到湖南与他的弟弟陈其采商量，由他的弟弟资助他去日本留学。1906年，他到日本，进了东京警监学校学习。是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认识了刚到日本谋求留学的蒋介石，从此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1907年，陈其美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这是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创办的，是专门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
1908年，陈其美回到了上海，开始了积极的革命活动，他和在上海的浙江湖州帮、宁波帮商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著名商界人士杨信之、沈缦云、王一亭都支持他的革命活动。秋瑾遇害后，她手下的会党领袖王金发逃往深山。陈其美获悉后，千方百计找到了王，把他接到上海，关怀备至。剽悍蛮勇的王金发，对陈其美十分佩服。陈为了革命，参加了青帮组织，属“大”字辈，但他并不开山堂、收徒弟。他只是为了利用会党的力量革命而已。上海会党领袖刘福彪、应桂馨都被他罗致在门下。应桂馨曾在家乡宁波办教育，学校被封，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陈其美偶然中了解了这场纠纷，豪放仗义，亲自去宁波调查、调解，帮助应家维持学校，也因此认识了应在上海的父亲应文生。刘福彪说陈其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对陈深感知遇之恩。这原是管仲说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指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成就霸业。在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驾御会党领袖得心应手，后来，蔡元培夸奖陈其美是“民国第一豪侠”。
陈其美在上海进行了积极广泛的革命组织工作，尤其与商界的联络，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