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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亡天下:南明痛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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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

半明半灭大明朝(8)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半明半灭大明朝(9)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半明半灭大明朝(10)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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