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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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进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写文章，大肆宣扬。越是这样，进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断催生新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
嘉靖十年，郑王朱厚垸献上两只白鹊，朱厚熜大悦，专门举行仪式，献于太庙，特意送往两位太后宫中观看，又“颁示百官”；一见陛下如此隆重地对待这两只鸟儿，群臣不敢怠慢，马屁赶紧拍上，“鹊颂、鹊赋、鹊论者盈廷”。
这当中，不时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发生。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胡宗宪从浙江献一只白鹿，礼部尚书吴山就此及时上了贺表，很称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赏”。但过了不久，这个吴山却被嘉靖勒令“闲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发生，他老先生大约觉得日食不算什么吉祥的事，未上贺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认为日食也是祥瑞，而吴身为礼卿居然不上贺表，一生气，就让他“闲住”了。
又一次，嘉靖所心爱的一只“狮猫”（不知何样，大约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一只金棺呢，有志探宝者不妨留意，万寿山即今景山】”，这不算完，又命身边承旨的大臣们都为这畜生写悼文。想那御前诸臣，一律进士出身，个个是文章高手，此番却被一只死猫难倒，“俱以题窘不能发挥”。唯独一个叫袁炜的学士，高屋建瓴，提炼出“化狮为龙”的主题，最惬圣意。结果就因此文，袁某“未几即改少宰【古称，此处指吏部侍郎】，升宗伯【古称，此处指礼部尚书】，加一品入内阁”，不过半年之内，连续跳升几级。
袁某的文章一定很狗屁，不过，好就好在很狗屁，其他大臣搜刮枯肠而写不出，亦因他们没能放下架子去做狗屁文章。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要像吹捧皇帝本人一样，吹捧那只“狮猫”，参透这一点，“化狮为龙”的主题是不难想到的。
写了狗屁文章的袁某，嘉靖不惜重奖，令其数月间骤贵。可见，除了“勇于为恶”外，他也鼓励士大夫们“勇于狗屁”。有没有效果？当然很有效果。狗屁文章一时满天飞。天台县知县潘渊，煞费苦心制成《嘉靖龙飞颂》献上，此文“内外六十四图，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织锦回文体是一种文字游戏，顺读逆读皆成文，如“打虎将将虎打”之类，这位潘知县能够以这种文体，搞出五百段、一万二千章，估计头发都掉光了，真够难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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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5）
当时还有一副长联，难度也相当不小，也堪称“杰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3｝
此联对得是异常工整，严丝合缝。然而，内容猥琐无耻之极，无一字不是屁话。国家取士、养士，却让他们的精力和才华都消耗在这种事情上，可悲可叹！
渐渐地，这股风气发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随口一句话，都有人赶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吮毫染墨，将它们变成诗词歌赋。
某年正月，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对大臣们说：我正想见见大家，老天就下了这么一场好雪（“天赐时玉”）。就冲这句话，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迅即写成《天赐时玉赋》献上，搞得嘉靖“大悦”。
嘉靖二十六年，例行的天下官员朝觐仪式之后，皇帝发表敕谕，这本属官样文章，“旧例套语耳”，却有个叫陈棐的给事中，居然将这篇敕谕“衍作箴诗十章上之”，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嘉靖大怒，认为陈某不自量力，胆敢舞文弄墨，自附圣谕：“欲将此上同天语【等同于皇帝的话】，风示【传播于】在外臣工，甚为狂僭。”指责他侵犯了皇帝的话语权。陈棐得到的处分是“降调外任”。此人“素善逢君”，认定拍皇帝马屁总应万无一失，不意这一次“求荣反辱”，想必他也只好背地里枉叹一声：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不光孔孟门徒行此肉麻之举，神职人员也不甘寂寞。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某，发愤创作，连篇累牍写了一堆的诗。计有《中兴颂诗》二十一首、组诗《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等。此外，但遇瑞露、白鹊、白兔等事，零零散散，“俱有诗上进”，简直是“颂诗专业户”。但张某不合于献诗之后，伸手讨要一篇官方序文，那意思显然是想把这些马屁诗以官方名义结集出版。嘉靖将此事“下部议”，让有关方面鉴定。“有关方面”的结论是，这些诗和它们的作者“猥鄙陈渎，僭逾狂悖，希图进用”。之如此，我的推测，一则张某创作过于“勤奋”，热情过高，“有关方面”早就不胜其扰，二则不能排除“有关方面”的人士心存嫉妒，不肯让他如愿以偿。结果，嘉靖看到鉴定书，也不耐细问，根据上述意见把张某抓到牢里关起来。
在“聪明人”看来，吟诗作赋并非歌功颂德的唯一方式，只要有心，方式无处不在，甚至更令被歌颂者感到愉快。下面的故事，是一绝佳之例。
嘉靖乃是“孝子”，在他眼中，母亲蒋氏系人间最仁慈、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女性，这本来无可厚非。做皇帝后，他进而想在全国推行这个看法，让天下女子都奉蒋氏为典范———这就不讲道理了，但权力在他手里，别人也没办法。为此，他拿出一部手稿交给辅臣，是蒋太后所著《女训》，打算在全国发行。当时内阁首辅为张璁，次辅桂萼。张璁接到《女训》，“赞美，请上御制跋语于后”，请嘉靖亲自撰写一篇跋附于书后了事。这应对，尚属得体，不太过分。嘉靖本已同意照张璁意见办理，不料桂萼不肯省油，跳出来大献其谀：
《女训》一书，臣拜观详味。知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胚胎于此矣。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译成现代汉语，恐读者有未尽解其作呕之处，试译如下：
《女训》这本书，微臣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反复认真学习，加以体会。由此才明白了大明朝所以承蒙天恩所赐，迎来伟大复兴，以及圣贤出世的局面，实在是始于并决定于那神圣的孕育过程啊。
“胚胎于此”之语，厚颜已极，不仅颂扬了《女训》这本书，暗中还美化了那次“神圣的受孕”。这并非我强加于桂萼的解读，他的的确确有神化嘉靖和蒋氏的意图，因为上述话语之后，他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让人眼珠子滚落一地的建议：今后，应该在所有怀孕的母亲中间开展“胎教”———原文如此，这是迄今为止鄙人所知最早出现的“胎教”字眼———而教材就是《女训》！桂萼以“将马屁进行到底”和“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深入展开论证。他建议：一、除《女训》之外，还应配备辅导教材，可将有关妇德的古诗搜集成篇，并且附上导读；二、从历代“哲妇”里选取十余人，运用她们的事迹，作为蒋太后思想的陪衬；三、再编一本图册，取材于皇宫后妃居处的绘画，以“花鸟寓目之物”形象地传达后妃之德，供学习者体会和感受。谈完“软件”，他转而对“硬件”建设出谋划策。此时，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构思———他要求政府投资，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普遍创办宣传蒋氏妇德思想、接受《女训》教育的女子专科学校：
嘉靖：万岁，陛下（26）
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女性杰出历史人物】之神【牌位】。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课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比喻尚未启蒙】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适当发工资，以为奖励】。提学官【教育督导者】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官方媒人】，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遴选后妃】，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
不知这是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份开建“国立女校”的建议书？谁说我们传统上无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可是明代一位总理级人物亲自提出的构想。假如撇开拍马屁的性质不论，平心而言，桂萼在这份建议书中还真展示了他头脑新锐、能够开拓进取的素质。开设妇女学校，借助教育手段培养掌握太后思想的专门人材———这样的思路，在现代也许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现在16世纪，你就很难不表示惊讶和佩服了。不但如此，建议书甚至连学校的规制、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毕业生”去向，全部一一考虑停当，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这副脑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倘若施之于正经事，其才良可用也。
嘉靖原只想替母亲出一本书，却触发了这么辉煌宏大的马屁变奏曲。桂萼所拍的这个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创意的马屁；其他常见的马屁，写颂诗颂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记载丰功伟绩也好……都不如这个有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桂萼不够负责任。真要将这马屁实施，需要国库掏一大笔钱。在他，双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论，不费吹灰之力，嘉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或因此，“蒋太后思想女子专科学校”终于并未办起来。
可能，这才是桂萼极其无耻之处。他明知吹牛不上税，而放胆把马屁往极致处拍，只赚不赔。时人谓之：“欲谀悦而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验之此公，殆不其然。”｛54｝拍这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们诧异于已然没几天好活的人了，他为何不能释意宠辱，还干这种丑事。
对此，笔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间歌功颂德的风气，有一些属于投其所好、希图进用，另一些则别有原因。后种情形，尤其发生于官居高位、功成名就者身上。这些人其实无利可图，如果一定要探究他们图什么，我以为也只是图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们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禀性，对他的顺从、歌颂和崇拜是无止境的，必须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这是他们在嘉靖时代混碗饭吃的宿命。否则，不能“爱君”，恐“不能有其身”｛55｝。
桂萼的马屁拍得是很过分，但显而易见，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过嘉靖本人的内心，从中提炼出来的，譬如“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评价。有件事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蒋太后死后，追其谥号时，嘉靖授意定为“安天诞圣献皇后”。“诞圣”云云，特指蒋氏生产了他这么一个“真龙天子”。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同时将朱元璋高皇后的谥号也改掉，从“承天顺圣”改作“成天育圣”，这个“育圣”是指高皇后生下了成祖朱棣———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56｝高皇后“育圣”，他母亲蒋氏“诞圣”，他是以此自比为“再定天下”的朱棣。
所以，桂萼的马屁并非乱拍，那正是嘉靖屁股的痒痒处。当他下颁《女训》于阁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举之“痒”痒在何处，就挠了个他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实大家都这么干。即以改高皇后谥号一事论，原来的谥号，着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对朱元璋开国立业的“助赞”之功，嘉靖一改，重点却放到诞育朱棣的层面，其间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显，假使大臣仍有责任感，无论如何要据理抗争，但当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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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7）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狡伪成风”而“不以为非”，且自上而下，从士林一直影响到民间，在明朝二百七十八年历史（截至崇祯自缢）中是个转折点，对此，嘉靖可以记头功。
自从左顺门事件成功压制知识分子声音之后，朝廷内外基本上处处歌舞升平，没有批评，没有敢于或愿意说“不”的人。这样，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骂皇帝”的海瑞，让人稀罕，成为一个事件，乃至五百年后还被演成戏剧。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骂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么，单说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强多少。海瑞所为之构成一个事件，应该说是拜嘉靖之所赐，是他将“犯颜直谏”这历来的寻常之举，变做弥足珍贵的现象。
在收拾臣子、令他们敬畏服顺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单明代诸帝没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两千年整个帝制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