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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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王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张太后下旨给予兴献王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即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王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王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王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37｝。“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38｝，把孝宗降低到伯父的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的由来，脱离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的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即今天安门外），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气氛高涨，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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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6）
短暂动员之后，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激动的人群涌向宫中，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人游行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古人不晓得绝食之类，即便晓得，皇帝恐怕也不在乎）。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静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虽不是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为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二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镇压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照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39｝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就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40｝
“大礼议”看点
如果比做一台戏，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觉得“大礼议”是台臭戏。内容乏味，情节无趣，既无爱情，又缺少传奇色彩，凶杀打斗更谈不上，比任何催眠药更让人昏昏欲睡。
看来，朱厚熜的故事，开场有些失败。本书先前登场的几个主人公，谁都比他来劲、好玩。在某种意义上确乎如此。不过，如果变换一个角度，事情也正好颠倒过来。坦率地说，朱元璋、朱棣、朱厚照这几位，虽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禀赋，皆有极佳之演出，然他们身为皇帝又并无真正新意，无论哪种情形，都不难在历史上找出相似者———可以说，他们其实倒是颇为类型化的。
嘉靖其人，治国平天下没有骄人业绩，然而在暴政虐民或出乖露丑这方面，却也不曾显示出特别过人之处。但他有一点，却为历来君主皆所不及———可能只有一人勉强可与他一争高低，就是那个“篡汉”的王莽。
王莽是个有趣之极的人，他当上皇帝后，立刻运用到手的权力来推行一系列空想主义的实验。这些实验，不会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得到实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表达他心目中的某种主义或理想。他以恢复古制为己任，决心重建井田制，重新启用古老的贝壳、龟甲、布帛作为货币，下令刑罚、丧嫁、居家乃至服饰、车辕制式都循周礼，还掀起广泛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热忱，更多的则展示着他内心对于自己的一种期许。他自命为黄帝虞舜后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负不在于经济国家，而是希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圣王精神，跻身于其他经典儒家行列，成为不朽的精神象征。但是，他的这些追求，全都因为形式主义而破产，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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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7）
嘉靖没有王莽的狂热，却有相同的抱负；而且，王莽没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最初嘉靖挑起“大礼议”，只是抱着很实际的目的，为亲生父母捞取帝后地位，以及维护自己的尊严。但随着事情的深入，他开始超越这目的。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着重大思想理论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将改变和突破礼法理论某些不合理部分。通过“大礼议”，礼教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本人将因此成为礼教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因此，如果说早期嘉靖与杨廷和之间是###，那么到后来性质完全变了，已经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嘉靖不再只是狭隘地为父母争名分、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礼教旧秩序发起挑战，创造新的原理，把礼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阶段。他热切期待这样的结果：经过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礼教改革运动，诞生新思维新制度，“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41｝，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世世代代都将沐浴在他的思想的万丈光芒之下。
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他们显赫的声名无非来自于开国创代、辟疆拓壤，就算在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于政治、法律、田税这一类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这些功业固然光辉灿烂，但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往往人亡政息，或随朝代更迭而烟消云散，很少能够传诸久远。因此，他们再伟大，也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
嘉靖从“大礼议”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前景。他的事业，将越过时间而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交错，区别】”｛42｝。朝代有更迭有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有泯灭的一天，而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在礼法上有所建树，才真正不朽。
“大礼议”意外地使嘉靖发现了一条超迈过往伟大君主的途径。他恍然大悟：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册，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做一个可为万世法的精神导师。
他的这种“觉醒”，轨迹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为其帝王生涯分水岭，在前二十年“积极进取”的阶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都投于礼教改革，奇思异想接踵而至：“大礼议”之后，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毕，又重修孔庙祀典；搞定孔庙祀典，转而厘正太庙庙制……真可谓乐此不疲，举凡国家礼制之大者，尽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不但如此，他更于行动之外，隆重推出备载他所领导的礼教斗争伟大胜利及其理论贡献的“不朽文献”。这部文集，三编三定，历时四年。最早，由礼部尚书总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编成《大礼集议》六卷，过了一年，再命修订并更名《大礼全书》，嘉靖六年八月《大礼全书》呈进，嘉靖阅后以为“未尽其义”，需要“通查详定”，且亲自另拟《明伦大典》之名，发回重编，又经过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告竣，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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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8）
嘉靖却真正把皇帝当出了个性，当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实录》，前半部分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叙述，今天主持这个仪式，明天讨论那个礼数。罔论巨细，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嘉靖以九五之尊，对探究儒家经典理论表现出浓厚的专业的兴趣，是完全超出实际需要的，令人疑心关于此事他是否陷于某种程度的自我强迫症。我们试图认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读。
归根到底，时势使然。到明代，儒学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它的整套思想和礼仪制度确实成为笼罩一切的权威。过去，一般以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后，儒家即居于帝权时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事实与此相差很远。汉代儒学盛极一时，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这漫长的时间里儒教和经学不仅谈不上独尊，不少时候还处在释、道之下。这情形，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的《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一节中，讲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实是很可怜的：
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在唐代人观念中，从事政治，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汉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经远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43｝
汉亡之后，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学、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势。宋是儒学振兴的时代，大师辈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高蹈态势，所以有人将宋代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这势头，却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后来的满清政权不同，蒙元政权不屑于采纳中国正统文化，他们索性连科举亦予停办。不过，蒙古人的行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