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4大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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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拟订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在那里生产高级运动鞋。
另一个前往中国投资的先锋人物是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高尔文，他于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国考察。行前他曾经向我谈到，他对于向中国投资一事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敌视美国和市场体系的国家，他说：“我当初的态度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他们做生意？”然而，经过两个星期的实地考察之后，高尔文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因此改变态度，认为摩托罗拉必须进入中国，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资的方式不是中国人所主张的合资方式。在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会谈时，他斗胆以挑战的口气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就一定会失败。高尔文对他们说，摩托罗拉公司准备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世界级的设施，生产高技术产品，条件是摩托罗拉要拥有这些设施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１９８８年末，中国人终于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条件，于是摩托罗拉便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中国人对于这项投资的期望特别高，因为他们已经在摩托罗拉的传呼机上发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标准码，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订一箱青岛啤酒”，等等。传呼机因此成为手机的前身。由于传呼机的销售成绩相当好，使得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比预定时间表提早4年达到了1亿美元。公司的高管们也因此急欲加速发展这一势头。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了，它的出口额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从３００亿美元猛增到６００亿美元。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公司都准备跟随耐克和摩托罗拉的脚步，前往投资。但后来的“民主运动”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门风波，却让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整整两年的时间，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们投向中国的资金也都按兵不动，几亿中国人也都看着、等着。没有人能知道，###是走向更加开放途中的一个波折，还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号。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迈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后来所称的“南巡”。在深圳——它紧靠香港，过去是个小渔村，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种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并为深圳的发展而高兴，同时敦促要进行更大胆、更快速的改革。他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便是众人期待已久的信号，邓小平的话“像柏林墙倒塌一样”令人振奋，引发了新一波的投资、建设和发展的浪潮。摩托罗拉宣布将投资亿美元，在天津设立新厂，生产半导体和电讯设备。这也是外商当时在中国的最大一笔投资。还要指出的是，此次投资的目的是生产高科技产品，而非一般商品。此外，耐克也积极在中国建立一套设施网，专门生产外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鞋。很快便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紧随这些开路先锋之后进入中国。
“致富光荣”（2）
20世纪80年代的10年当中，直接投资中国的外资总数仅２００亿美元，可是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２０００亿美元，在以后3年中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４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５３０亿美元，美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４００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直接投资金额最大的国家。
尽管“台湾当局”百般阻挠和限制，台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金额仍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半导体公司积极争取到中国内地设厂，“台湾当局”在岛内商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宽半导体科技不得转移到海峡对岸的限制。不过，外资之所以向中国投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大力投资，许多公司，如家电领域的海尔公司、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公司、电视机领域的ＴＣＬ以及电讯设备领域的华为公司等异军突起，挑战各自领域的世界领军企业。使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它占了中国ＧＤＰ的４４％。你若想了解这一转变的情况，请到下面几家工厂去看看。
耐克公司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来到中国上海。
从上海市向南走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耐克公司的哈利？约翰逊复合式工厂，它坐落在一个工业区内，这里除了生产线以外，还有工人宿舍、医疗设施、体育馆、娱乐场所、食堂和饭店。我于２００４年５月来到这里，接待我的是工厂的总经理约翰张晨（音译）和他的几位主要高管。他说，这家工厂建于１９９６年，是耐克在中国扩大发展的一部分。因为此区是政府规划的工业发展区，耐克因此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取得一整套有利的发展设施。耐克拥有厂区里全部建筑物的所有权，但该公司将这些建筑物出租给了丰泰集团。所以约翰其实是丰泰的员工，另有两名主要经理也都由丰泰聘任。约翰的妻子和孩子都住在台湾，他每个月在工厂里工作3个星期。行政大楼顶层有专为他准备的宿舍。好在他有工作的热情，否则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他一定会感到寂寞的。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他回台湾与家人团居，并出席公司总部召开的管理工作会议。
一双耐克鞋的制造流程起始于设在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的公司总部。在这里市场调研人员研究用户资料，以便找出可能吸引消费者的新款式或新花样。新产品开发人员根据这些概念做出样品，接着将这些样品鞋拿到市场上试销。如果新产品试销成功，样品便会送到台湾的丰泰公司。在那里先进行小批量试验生产，以便找出最好的流程和存在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这项新产品便正式成为耐克品种而被投产，可能被送往上海的这个工厂开始生产。
丰泰租下耐克公司的建筑物后，安装了它自己的设备。这些设备大多数是从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但有些缝纫机则是从中国内地制造厂商那里买来的。毫无疑问，未来有更多的设备将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生产厂家。不过，目前绝大多数设备都是国外原装品，与欧洲、日本或美国的大多数现代化工厂中所用的设备是一样的。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制鞋业属于夕阳产业，所以上海这家工厂的设备可能比中国自己工厂的设备要先进一些。与此同时，有些工序在外国可能已经自动化了，但在这里则仍然是手工作业，因为这里劳动力价格低廉，没有必要花大钱去搞自动化。然而，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当自动化能大幅度提高产量时，生产过程便实行自动化。只是低廉的工资改变了资金成本与劳工成本的比率。丰泰在这方面可说是鱼与熊掌兼得，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也省下一笔投资资金。
工厂雇用了４６５２名工人，其中３４７６名为女性，１１８６名为男性，他们全都属于丰泰的员工。约翰抱怨说，上海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当地人的生活富裕，对于制鞋的工作开始显得不屑一顾。不过对此他早有准备。目前他所雇用的工人当中，2/3的人是来自邻近省份，那里有千百万的工人要找工作做，干什么活他们都愿意，能够找到一份制鞋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些外地来的工人就住在厂区的工人宿舍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妇女，她们将所得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乡下的家里。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中间有1小时的午餐时间，一星期工作5天。不过，因为大多数工人都跟约翰一样住在厂里，所以工厂、丰泰耐克，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住集体宿舍的人一日供应三餐，工厂每年接受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的检查，以确保没有虐待和剥削工人的现象存在。
工厂内并没有工会组织，约翰解释说，管理这些工人很容易，因为这里的工作道德非常好，远比他曾经工作过的某些亚洲国家要好得多。员工的工资分为六个等级，普通生产线的工人一个月１６５～２５０美元；第一线的工头，一个月３００～５００美元；主任７５０～１２５０美元；资深经理和监工，一个月１２５０～２０００美元。约翰本人的月薪是３０００美元，相当于年薪３。６万美元。他负责管理的这个工厂每月生产３４。４万双健步鞋，主要销往美国市场。在美国，同样的工作，年薪可达８万美元，而在日本大约为５。５万美元。尽管这里的工资不算高——约翰紧接着说——但比越南和泰国某些地区的工资还是要高一些。接着他强调说，最根本的一点是：这里工人的工作道德水平高、技术熟练、工厂靠近世界级的机场和上海港口，中国具有世界级的通讯设施和宽带互联网络，因此这个工厂的生产效率要比别的地区高得多。高生产效率加上廉价劳动力，让中国成为制鞋业的最佳地点，这里的生产成本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生产成本要低２０％～３０％。
丝绸之路
从上海向南行约3个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杭州。这是一个幽雅的、寺庙林立、郁郁葱葱的湖滨城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国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７２年在这里作出了两国恢复邦交的历史性决定。我曾应邀参观位于杭州的汉帛服饰有限公司总部和主要工厂，这是一家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丝绸制造商。当我的汽车在总部大楼前面停车时，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高品伟的高级轿车也正在停车。他刚才送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女儿上飞机回洛杉矶。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高的手机一路响个不停。我在他接电话时研究公司的建筑。这里完全不像我所访问过的任何一家纺织公司，倒像是一家成功的新兴硅谷公司总部。在这里，每位员工包括大堂接待员，都像是在股市上发了财的百万富翁。我们走向高品伟的会议室，沿途经过设备齐全的体育馆和室内网球场。我很想知道，眼前这位高品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爬上今天这个高位？
在他用两部手机打电话的间隙，这位已经４６岁的高品伟对我讲述了他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30年前他开始在一家国营纺纱厂当普通工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逐渐爬升到了管理阶层，并经常与一些外国企业如沃尔玛公司来往。这些外国公司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寻找能够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低价供应商。１９９１年他便认识到国营企业的未来受到限制，也亲眼看到一些胆大的企业家承接美国大型百货商和时装设计公司的生意、生产成本低廉的纺织品而快速致富的例子。于是他决定放手搏一回，向在香港经营纺织业的两个朋友筹措了４０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汇丽绣花公司。这些钱主要用来购置缝纫机，他还租用了一间仓库当做工厂，雇用当地的家庭主妇担任裁缝。汇丽的第一笔订单来自香港的一家贸易公司。该公司订购了800件男式内裤，准备在美国的零售商店出售。靠着每月只付给工人约６０美元的工资，又凭借香港健全的后勤和贸易网，汇丽得以用不到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生产成本的一半的低成本进行生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沃尔玛百货公司在其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沃尔顿宣示只销售美制产品的压力下，关闭了在中国的采购部门。然而，１９９２年沃尔顿去世之后，沃尔玛百货的“天天低价”诺言再一次战胜了只销售美国货的宣示，公司又大举返回中国。
当汇丽绣花公司成为沃尔玛的合同供应商时，高品伟恢复了与老客户的密切关系，事业一片兴旺景象。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原来的国营企业老板此时却成了可悲的破产者。
尽管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但高品伟却不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合同制造商而为人做嫁衣裳，还得经常面对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他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利润率。于是他转而经营时尚丝绸服装制造，并将公司更名为“汉帛”，意思是最优质的丝绸。接着，公司成功争取到为时尚服装巨人丽姿克莱本品牌代加工的机会，并成为该品牌的主要合同制造商，同时他还开始开发自己的品牌。高品伟引进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创造出汉帛系列服饰，在中国国内销售，销量占公司总销售量的１０％。这个数字看来虽小，但是对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而言，出口构成公司生意的全部。高品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并购一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品牌，将之与汉帛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嫁接在一起，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他说：“在所有的中国产业中，时装业最有机会以自主品牌登上国际舞台。”
这话听来让人觉得有点抱负不凡，但对于全球最早涉足丝绸和优质羊绒服饰制造业的意大利人来说，这个想法却是再现实不过的了。自从马可波罗从古中国归来之后，一直在世界高级丝绸时装业领域扮演主角的意大利时装业，如今在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的竞争中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痛苦。在过去3年当中，中国的丝绸服饰和丝绸面料的出口量不断上扬。尽管汉帛公司在过去10年当中将员工的工资提高了一倍，达到月薪１２０美元，但与意大利的１８００美元的工资相比，这个数字还是低了很多。国际丝绸协会会长米歇尔？卡内巴表示：“第二次震撼已经开始了。”在意大利丝绸制造中心地科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约有８０％的当地商人关门离去。“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工会的丝绸处负责人吉多？特塔曼蒂如此说。而在杭州，高品伟这时却在考虑买下意大利的知名品牌，并将之变为汉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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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制造”到“天天低价”（1）
沃尔玛百货从成立到现在已经５０年了，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百货商，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地降低成本，以便兑现它自己宣称的诺言：让消费者享受“天天低价”。公司是如此的吝啬，甚至于有时候要求送货的卡车司机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