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红海-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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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必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于宅。
以上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伟大的上帝啊，对下界明察秋毫，夏、商两国得不到上帝的支持，就向四周寻找新的执政者，结果周文王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扩增了他的疆土，选定了国都，照护它国家的四方。这样的思维方式与表达语气与《圣经》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与周同期的大卫前后时期。
中国商、周尽管显示有族源联系，而且文明技术比如文字与青铜等也代代相传，但是很明显两代之间在信仰方面有较大差异。周朝，主要是西周，一改商朝的萨满教特色，青铜器上的活泼动物基本上都突然消失，周朝的图案主要是几何或其他非动物系列，显得庄严肃穆。
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犹太教的特点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动物是不允许出现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①。萨满教却相反。
但羊却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中的例外，并且它是该教经常出现的一个动物。无论是“替罪羊”的无辜形象，还是“牧羊人”的犹太人祖先形象都与羊难解难分，偶尔“羊”的形象会出现在一些基督教画像的中央，太阳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或者干脆说，犹太教就是从太阳一神教进化而来。到了今天，基督教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教派，对于这些图案以及要求也各不相同，但对于偶像新教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天主教就不反对给予圣母的画像留下应有的崇拜空间。
不过有关这些考察也不能绝对，因为即便是在以色列本土，《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在敬奉天主的同时也敬拜其他神，肯定有动物崇拜的成分，只是犹太教占主流而已。所以对待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宗教与装饰物的对应要辩证地看。
商朝青铜鼎
在东周的春秋时期，不仅动物回来了，连俗世的人像也大量存在，比如那些黑人头像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其后再也不多见黑人像在中国的出现，或许说明黑人在中国的量并不大，他们很快就被同化了。羊这种犹太教的象征物在周朝是有大量存在的，我认为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直发展到今天，羊都成为中国人“吉祥”的象征。这一传统有可能是从商周尤其是周传下来的。
河南出土的玉环人像，很可能表示了这些人为王族。他们明显有黑人五官特征。
中国周朝前后的宗教信仰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很复杂，不过好在有迹可查，拿中国与中东同期的比较并不十分困难。
中国受犹太教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是，犹太教中妇女地位比较低（但与中国封建时代却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与阿拉伯半岛南部不同，那里妇女地位当时相当高，尽管那里萨满教具有很大的势力。中国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儒教的这一背景有直接关系。举一例，在《圣经》的《利未记》中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交代圣例，其中27：5曰：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估定二十舍客勒，女子估定十舍客勒”，还有更多同类内容，显示女人比男人贱一倍。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显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孔子更是发出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慨叹，无论他本意何在，但估计任何女权主义者都不会对此圣言喜闻乐见。孔子，以及孔子背后的潜在思想，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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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2）
商朝有大规模的人牲殉葬现象，一次就成千上百的很常见。用中国历史学家的话，往往会把人牲现象在周代的停止解释为“奴隶社会的没落”。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因为周朝实行了犹太教的“仁政”，停止了这个有悖于他们教义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到了周朝统治者就文明仁爱起来。这是宗教的力量。
人牲的使用在于陪伴死者，潜在暗示了死后的灵魂存在。假如周朝犹太教占主要地位，就会与主要信仰萨满教的商朝人在灵魂以及死后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他们的人牲处理方式也会根本不同。 这个改变会是“仁政”的一部分。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商朝主要是萨满教，但他们还是有原始犹太教的意识，只是哪个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否则理解上就会有偏差。周朝也一样，不等于有了犹太教，萨满教就全部突然消失了。宗教是文化习惯的一部分，不是说改就能马上革除的，尤其表现在民众之中的信仰，会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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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以色列家族
“礼”为周的思想核心，也是儒教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核心。
演化到今天“礼”的内涵与最初已经有很大差异。坦率地说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礼”的起源，但是运用我的体系，我认为它应该起源于周朝，或者说与儒教相始终，最早不应该早于商武丁之前。之所以做如此推论基于以下猜想，一旦以后发现前商也存在“礼”我的这个推测就是彻底错误的。
我认为“礼（制）”这个词汇与中东的“犹太教”有关。它的字源应该是以色列的12族之一的“利未人”（Levite），“礼”就是“Levite”，就是“利未”的简写，取第一个字。这是一种代指。
摩西大约在3400年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属于以色列12支系之一的“利未”家族。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利未家族成为圣家族，这个家族因为摩西的缘故逐渐成为以色列12个支系中真正的统治者，其他家族都需要向这个家族定期纳贡，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祭祀与上帝沟通，具有生杀大权。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士师时代”都明显没有改变。任何“利未人”天生高人一等，是祭司的后备，其他任何家族都不可能承担祭祀的亚政治角色。
在这个历史转变之前，以色列12个家族中的圣家族并非是“利未人”，真正具有王族统治权的是约瑟家族，这个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他们母亲的不同身份上。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通过宗教改革摩西家族终于得到了以色列人的统治权并将其保留了相当长时间。
最终“Livite”这个词汇会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在中国最常见的名词翻译就是取第一个音节来代替全词，所以“Levite（利未）”缩写为“礼”，并且代表了所有“利未人”执行的各种神圣而烦琐的礼仪。到了后期，可能剥除了纯粹的宗教色彩，这些人成为某种政治、法律的执行阶层，最后连周朝统治者的号令都无人遵从，制度监督者与执行者的“礼”就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对于“礼”的恢复与呼吁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于一种礼仪形式的热衷，他所期盼的是一种有秩序有信仰的宗教社会。此事有关当时意识形态，所以他杀别人，以及后来秦人来逐杀他的接班人，都在情理之中。
“Livite”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出现。比如中国西北地区曾经有一个“楼凡”族可能与其有关。后来我在接近中原的某地也见过与其发音接近的古族名称出现，但当时觉得证据薄弱没有深究。
被儒家“礼”教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重灾区是汉族。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汉族人最不善歌舞，这就是儒教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普及犹太教的结果。
在《圣经》里可以注意到那些歌舞的人们基本上与“野蛮”联系在一起。原由是，最初的歌舞是献给神灵的，在亚伦与族人们载歌载舞地敬拜金牛之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人的生命。犹太教是一神教，讲究肃穆，发展到后来，任何偶像都不允许存在，舞蹈也自然是不允许的。大卫打了胜仗载歌载舞，因而受到扫罗女儿的奚落。长期下来，汉人在儒教影响下，肃穆倒是肃穆了，并且也真的与周边相比似乎“文明”一些，不过从此失去活泼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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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云（1）
说到Levite，我想再对中国的中山国提一笔。有些情况或许可以类比。
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系，不一定是别的小国家明里暗里让着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级文明有效支持了它的发展。甚至，以这样明显属于特例的国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持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里除了Livite还有1～2个名义上的神圣家族，比如从埃及出来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约瑟之后。在摩西时代，尽管利未人掌握了实权，但他们通常还是要给约瑟家族一些面子，因为按照世俗的解读，这个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东》一书中曾经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让利未族翻身，但同时他们却也没有彻底推翻约瑟后人。中山国我怀疑恰是有类似的根源，尽管不一定大家能记得远到埃及的事情，但许多周围国家愿意给他们留个面子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面子越到后来越难见到，所以中山国终于在战国晚期彻底被灭。实际上一种文明、一种格局都在这个事件里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彻底结束。随之，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秦这样没有什么贵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厌恶类似的旧人旧根基，所以从文化上消灭他们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在大约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文明时期。许多标准与传统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传统彻底破灭消亡。中国地区尤其明显。秦国在这个结束期统一了中国其实并非偶然，我相信中国的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全球连动的一个环节。
秦始皇作为新文明的代言人对旧文化进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并且他的清洗未必是专门对于先秦旧史的隔绝。
今天对于先秦的无知或失忆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备，地理概念的演变和不统一，甚至是人们对于地理历史的懵懂无知，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乱而停止了与中东的正常联系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难以找到夏商周与红海的联系。或许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转换思维就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出现。
我认为，古代人的迁徙活动，除极少数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今天的具体地理知识，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记录也困难。但记录的不方便并不等于迁徙的不方便，这要分开看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事实本身令人足够惊讶和耐人寻味。或许这里隐藏着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称“皇帝”并非没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国的最高首领只能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这一切，这是一种与过去决绝的态度，是一种与西方断绝联系的表态，同时他把联系的证据以及维护这个“礼制”最严格的儒生也给坑杀了。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怀疑，“秦”（qin）也有可能来自“锡安山”（tsion，锡安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个群体使用该种语言）。
围绕一个“锡安”与“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尔夫的解说有这几个拼写或称呼可能与其有关：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将其对应在中国，则有更多的怀疑。“Zoan”更接近中国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来“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发音，实际上就是“chian”；无论是“chian”本身还是其中的一个字母的可能错位（为china），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间。按拉尔夫的意思，这不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称，而且还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称。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异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东已经有两个“锡安”，那么在中国古代再发现一个也不是什么意外了。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放进我的体系里，他就是约瑟的后人，与“犹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属一个派系，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对于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初它多与山东的“东夷”联系在一起。“夷”与“商”联系在一起。“夷”与“海”、与“海外”联系在一起。顺着山东的“夷”，我们来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这里曾经聚集过大量来自阿拉伯等西来的外国人，就有“夷夏杂处”的说法，“夏”当然是指“中国人”，“夷”就是指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岛到福建这里的沿海国家民族的人，或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商代”统治者曾经被“夏人”当做“外来者”、“外国人”，并且他们来自“海上”。
《夷岛志略》这本书更为“夷”进一步做了注解，这里的“夷”就是指上述的外国或特指与海路有关的外国人或外国地方的。北方陆路向来罕见这样的指称。最典型的是，从中东到中国东部的必然通道上的台湾自东汉以后就长期被命名为“夷洲”，这里肯定是个重要的中转站。隋朝开始夷洲又改为“流求”，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明朝，改为“小琉球”。联系到考古学以及地理的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在殷商出土的众多人头骨中，许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的人种归属提出了许多看法，威廉·W·豪威尔提出：“安阳人种与海南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①”这一发现很形象地给我们指出了海上通道的可能存在，以及这些人大致把文明扩散至哪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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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