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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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波澜呢？ 战俘们不论在被俘前制造过多少罪恶，从根本上讲，那毕竟是在受骗执行战争决策者的命令； 一当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拢了一步，对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只要他们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从此不再参加侵略，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劳绩； 等到将来战争结束，能把这些青年一个个完好无损地送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儿身边，他们的人民也会感念我们，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功德吗？ 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 改造世界观就那么容易？ 美俘们往穆斯林战俘的饭锅里塞了一块猪肉，尚且要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你要祖祖辈辈都信上帝的美国人怀疑上帝，背弃上帝，做得到吗……
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战俘营采访，他通英语和汉语，同许多美英战俘直接交谈后，坦诚地多次找张芝荪团长提出建议： 对美英战俘，不适宜上大课，不适宜采用灌输式的政治教育； 应当诱导，唯有诱导，才可能让他们口服心服。贝却敌对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一直抱有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张芝荪毫不怀疑他的善良动机，也相信他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要改变一种正在运行的政策并不容易，它具有惯性。
第59节
一系列疑问在领导人的脑子里盘旋，私下里也悄悄地探讨； 但在执行中却又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迷失方向，犯右倾错误。“右倾”二字，对于参加革命越是长久的老同志来说，越是带有警戒作用。右倾错误永远犯不得！ “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便是立场问题。立场出问题，意味着退让妥协，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不忠诚，这就有违于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国家的战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问题，俘管处的各级领导人都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一时无法作出决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便是将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上级报告。
昌城俘管团的报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处。随后，其他几个外俘团也向俘管处呈送了报告。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不同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都非常近似，可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铁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将情况汇总后，又迅速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第60节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 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 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 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 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这一适时的转变，使整个外俘管理工作顿时活跃了起来。
“反动分子”们笑逐颜开地由集训班回到了原来的中队； 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各战俘营分会相继成立； 由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的俱乐部迅速产生； 由志愿军工作人员协助多国战俘联合编辑的油印杂志《走向真理与和平》转换内容与风格，消除说教味，办得更加生动活泼； 爱好不同球类的战俘组成足球队、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乒乓球队； 爱好音乐的战俘成立了小乐队； 爱好戏剧的战俘成立了小剧社；
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重新作了安排布置，比原来有了明显的改善；
会做木匠活的战俘开办了木工房，先做大批木床，让伙伴们从朝鲜式的地炕上爬起来，睡上高铺； 接着又做桌椅板凳和简易沙发，直到称得上工艺品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吉他，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出来……
原来为了改变外俘世界观而煞费苦心又不得要领吃力不讨好的教育干部们，这一来都觉得有实事可做了。他们首先充当了为外俘开展文娱活动创造条件的服务员，开始终日奔忙起来，而且忙得心中踏实，又有乐趣。俘管处原教育科副科长张常瑾改任文娱科副科长后，带了一名助手，专程跑回北京和上海，采购文娱体育器材和书报杂志。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文读物比较少，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的英译本； 而苏联出版的英文版图书则比较多，除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十八、十九世纪和当代的文学名著，他们便买了个够，多多益善。使张常瑾深感自豪的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唱片，从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等，当时只要国内有的，他都搜集到了。他还到上海订购了《密勒氏评论报》。在建国之初，这是国内出版的独一无二的英文刊物。该报由英国人创办，对中国革命取同情态度，1936年与1937年曾陆续发表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文章，最早报道了红色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还发表了毛泽东同斯诺的长篇讲话全文和毛泽东头戴五星帽的第一幅戎装照片，引起过世界性的轰动。《密勒氏评论报》到了朝鲜战俘营后，为帮助美英战俘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俘管第一团的教育干事程冠法当年才20岁，本来就是部队的文艺骨干，一直喜爱文化艺术，他练书法，习绘画，上海解放之初，他的绘画作品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抗美援朝初期，他从上海的工作岗位上奔赴朝鲜，原以为参加志愿军进了俘管团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文艺了，没想到突然间转个弯，文化艺术居然可以替代马列主义而成为教育西方战俘的工具。由此，他便名正言顺地成了战俘团文娱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战俘们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编墙报办晚会搞球赛等之类乎最热闹的一套差事，他都积极参与； 战俘们要演戏，缺乏服装道具，回国采办一时来不及，他就到朝鲜商店里去选购，东寻西找，居然还给他买到了几件苏联出产的布拉吉。 款式时髦花色艳丽，几个美英小伙子穿上布拉吉，扎上花头巾，胸前塞两团毛巾，装扮成摩登姑娘上台献艺，惹得所有西方战俘观众疯狂地喝彩、鼓掌、跺脚、吹口哨，如醉如痴。
第61节
程冠法还专程到上海最大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连长记体育用品商店”订购各种球类与球衣，还到四大公司采购乐器，又到外文书店选购英文书籍。外俘们看到他采购回来这些东西，高兴得手舞足蹈。过圣诞节，他布置各中队装饰圣诞树，订做圣诞老人的衣帽，还代为筹办礼品，陪着由美国战俘贝斯扮成的圣诞老人，一道到各中队战俘营地去分发，祝贺圣诞快乐……
以一个教育干事的面貌出现，战俘们对程冠法敬而远之； 而作为一个文娱部门的工作人员出现，组织并参与战俘们的文娱活动，战俘们便把他看作是最受欢迎的人，称他为“Our good friend ”———“我们的好朋友”。那年圣诞节，有五十多名美英战俘给他赠送了圣诞贺卡。方针一变，战俘们自己管理生活的热情大为提高。
每个中队都重新整顿和健全了生活事务部，下属三个管理小组，一个管卫生，一个管伙食，一个管邮件。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对宿舍开展定期的卫生检查，关心整个中队和每个成员的卫生，送病号到医院诊治，代病号取药，帮助照料病号； 伙食管理小组安排伙食工作，在中队范围内选拔烹调好于，不断制订和更新菜单，负责食物的发放，收集对伙食的意见，督促改进； 邮件管理小组给大家发放写家信的信纸信封，从信箱内收取信件，及时送交战俘营转寄； 一有家乡来信，迅速分发。各种比赛搞得轰轰烈烈。球类比赛除了高尔夫球和马球外，其他常见球类比赛应有尽有； 还有体操，田径、拳击、钓鱼、桥牌、惠斯特纸牌，国际象棋比赛。其中有一项也许是美国独有的体操———木杆操比赛，使得其他国家的战俘和志愿军工作人员们都看得非常入神，齐声叫好。这一比赛使用一根笔直的长长木杆，由十二名同等身材的青年挽在手中； 于统一哨音中做出整齐而多变的动作，矫健生动，充满活力。
除了体育比赛以外，还有各种技艺比赛，包括歌唱、舞蹈、绘画、木刻、雕塑、做衣服、制作吉他琴等等。比赛优胜者都发给奖品，有的奖品很精致，是战俘们自己用上等木材雕刻的动物造型。各类得奖作品还在俱乐部里陈列出来，供大家观赏；有实用价值的赛品就供中队使用。在这种新的宽和气氛下，音乐尤其成了战俘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由于听众的激励，各乐队的演奏水平迅速提高，其中要数美俘伯尔·劳特担任指挥的乐队最为出色，他们能演奏许多世界名曲，每当周末晚上都定时举行音乐会，还常应邀到其他中队作巡回演出，受到伙伴们的热烈欢迎。
第62节
此时的战俘营，果然有点校园的味道了。
教室里，讨论着朝鲜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国际和平的进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俱乐部里乐声歌声不断，体育场上各显身手，龙腾虎跃； 炊事房的门口，菜单常换常新。那时候，战俘们不但过西方人的节日要会餐，而且过中国人的节日也要会餐，说是跟中国人同庆同乐。
战俘们对中国人的节日熟悉得很，什么春节、元宵、国庆、中秋等等，他们都记得很牢，抓住不放。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阅览室里人满为患，不少战俘居然一头扎进马列经典著作里，入了迷，又做卡片又写笔记，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频频找教员求解，常常把很有学问的教员也弄得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又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查找资料作出准确解答。开起学术研讨会来，有的战俘一发言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简直有点像马列学院的正规学生。 这一现象，使许多志愿军俘管干部和翻译人员大为感慨。啊！ 果真是强按牛头不喝水，牛要喝水拉断尾巴也不回头。灌输教育取消了，真正必要的教育却并没有取消。
美俘中有一小部分黑人和来自农村的白人，从来没有读过书，是文盲，连家信也不会写。看到伙伴们接到家信时欣喜若狂的样子，他们很羡慕，很痛苦，求人代写家信又不好意思，很想学文化，于是，扫盲文化班成立了，志愿军的英语翻译居然成了美国人的英语教员。
有很多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战俘，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又缺乏系统知识，便自发组织了文学社，一起研讨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问题； 英俘中有不少军官具有学者素质，有的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对文学很有造诣，能者为师，这些军官就成了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讲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讲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莎士比亚、莫里哀； 中国教员就给他们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文学名人和代表作。
还有些战俘想着回国后能离开军队找一份职业，希望抓紧时间学会一二门专业技术。于是，各种职业教学小组成立了。原来当过机械工、水暖工、木工、厨师的战俘，便成了技术教员，无偿地为大家传授技艺。有一技之长的战俘也有了用武之地。有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美俘叫罗勃斯，中国人友善地叫他“萝卜丝”，他精通电工，助人为乐，一边教伙伴们学习电工技术，一边帮营区修理电路和电器。他还构思了一种使老鼠偷食时触电而死的灭鼠方法，说是等回国后要去申办国际专利，向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之敌老鼠开战……
战俘营的面貌迅速改观了。俘管人员与战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战俘逃亡事件不再发生。这些成为东方人阶下之囚的西方青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非常身分，一个个变得乐乐呵呵的。对志愿军工作人员的称呼也不知不觉间变了，不再称长官、教员，按西方人的昵称习惯，直呼你的一个姓； 王、刘、张、陈，还有大胆地称你为“张同志”、“王同志”的； 亲亲热热，有点不分彼此的感觉。每当晚饭后，只要天不下雨，他们会抱着篮球，主动找志愿军工作人员赛球，“战场上被你们打败了，球场上要打胜你们！ ”说得诙谐，却又坦诚。有时接到家信，情侣寄来照片，或寄来一绺金发、一个艳红的唇膏吻印，或妻子生了孩子，或孩子长了牙，断了奶，会呀呀学语举足试步了，或得知原来所在部队给他们按期加了薪金升了军衔，他们都会弹着吉他唱着歌，来找中国朋友报喜‘过圣诞节，就给志愿军分送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