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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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7月，英商因为广州商馆附近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与华民冲突，群众包围商馆扔石头，英商开枪射击，中方死三人。1846年10月，两名英国水手私行进城，被居民殴打受伤。幸亏中国官兵护送出城，否则小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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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4）
1847年3月，两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前往佛山，被多人用石块殴击，幸亏中国官兵保护，否则小命不保。广州英商向政府汇报并申请武装保护，这个时候，英国外相已经换成了好战的辉格党人巴麦尊（1830年…1834年、1835年…1841年、1846年…1851年三度出任英国外相；1855年…1858年、1859年…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这些冲突，当然会引起巴麦尊的暴怒。巴麦尊堪称那个时代的英国的代言人，他有一句名言：〃英国臣民，不论他在哪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总之，给英国人做外相，不是那么容易的。臣民在外面受了欺负，外相不暴怒、不替臣民向对方讨个说法，那这外相就不合格，也没脸继续当外相呢。但是这外相不知道，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了。从政府方面来讲，如果说清国政府在臣民面前像二大爷的话，那么英国政府正好颠倒，在臣民面前就像二孙子，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臣民们提供公共服务。从百姓方面来讲，境界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中国的水果小贩，午睡时间到住宅区大声叫卖，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常态。英国百姓不接受，可中国百姓却没有恁矫情：中国人不参与公共政治……既没那想法又没那可能；中国人对个人空间也很含糊……含糊到几千年的时间没有搞清楚啥叫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这外相还不知道，俺们大清国人就是不喜欢外国人，虽然条约规定，外国人私自到乡下及内地游玩算是违禁，中国官民只可以交送当地领事，不得侮辱和殴打，但是，中国百姓一是不知道这等条约，二是知道这等条约也不愿意执行，见了外国人不歧视一下殴打两下，那还叫中国人吗？连孩子们都知道当面喊个红毛鬼背后扔个小石子的，这叫民族气节！
别说1847年了，就是半个世纪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依然遭白眼。1890年前来中国考察的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认为，中国人敌视洋人，见到洋鬼子无不露出轻蔑与不屑，他描述说：〃在一个早晨，你出去到北京的街头瞎转悠。你与你遇到的中国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无论何时你停下脚步，他们就会围在你周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大群中国人围观的中心。这些中国人嘴里吃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身上长满了寄生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臭气……你遇到的行人对你没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孩子们冲着你大喊洋鬼子、魔鬼。他们还用其他无法形容的更坏的方式来侮辱你。有一次，一个外国公使骑着马走在城墙下，有一块砖头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到马身上，只差一点点就砸到这位公使的头。此外，中国孩子能从捉弄洋鬼子的恶作剧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会找来一个巨大的爆竹，坐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直至他看到你骑着马远远地走过来。这时他就飞也似的跑出来，用一根火柴棒将爆竹的纸捻点着。之后，他就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的发展。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让爆竹刚好在你的坐骑的鼻子底下爆炸。他们的这种早熟真是一种罪恶。如果你能够不摔下马来，并在你不想去的方向上狂奔了大约一英里之后停下来，他会认为他的实验仅仅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而如果你折断了脖子，立毙在马路中央，这将给他和他的家庭与邻居带来无上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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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5）
问题是这种大义，姿势不好看……外国人凭此断定咱特野蛮，效果也很不好……容易引来外辱。比如巴麦尊外相，认为英国政府就是英国国民在全世界的保护人，他指示德庇时：跟中国人交往，不能采用卑下的口气，否则他们就不把咱英国人当同等人。中国当局若不愿行使他们的权力来处罚和制止类似的辱英暴行，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自行处理。跟中国人交涉，道义的手法不行，那就必须动用武力，必须让他们看清楚咱使用武力的决心。德庇时本来觉得，治安是中国方面的事，不应由英国政府亲自出面，但是现在也只好执行上级指示了。他给耆英发出照会：阁下如不纠正此类事件，那么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将造成中国人民的灾祸。这算是给耆英最后一次机会吧。问题是耆英对广州的民夷冲突无能为力，回了一个支吾其词的照会。
德庇时认为，不动手不行了。1847年4月1日至4月3日，900英军用36小时的时间进攻并占据了虎门、珠江的主要炮台，把所有的栅门拆除，把所有的火药炸毁，把所有的炮眼给堵上了。也不知广州的爱国贼们都干啥去了，德庇时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从炮台一直行进到广州商馆，并声言要亲往佛山泄愤。这个时候，耆英出场了，他扮演的角色，类似后来的李鸿章大人。一句话，他得给爱国贼们擦屁股了。谈判桌上，德庇时提出惩凶、租地、进城等七项条件。耆英回说：除了进城，其他六项都好说。德庇时回说：不好说，俺就要攻城了。耆英无奈，只好与德庇时签约：以1847年4月6日为期，两年之后，为英国官民进粤城之时。此约为道光所批准，于是，德庇时在职期间，英国人获得了1849年4月6日进入广州城的权利。
英国人获得了权利，耆英则获得了臭名声。在他签约之前，广州百姓就掂着石头与广州商馆前的英兵冲突上了，待耆英一签约，他们就把石头对向了耆英。有小广告云：〃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黄烟筒乃广东巡抚黄恩彤。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40年任江南盐巡道，后迁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期间参与《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功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年2月任广东巡抚，一直协助耆英在广州搞夷务。搞多了，就成了明白人，关于广州的民夷冲突，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三点：
第一点，广州民夷犹冰炭，相爱而相忌。现在广州富甲诸省，关键就是通商通夷。别说我绝关闭市了，就是夷商突然全撤了，羊城若干万人就会马上失去生计。现在他们所争的，就是个贸易旧例而已。上海等地开口以来，待夷颇宽，夷转觉粤人相待之薄。粤官欲执新章，粤民转怪待夷人过厚。粤官夹在中间不好办哪。千回百折，搞得人心力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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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6）
第二，粤人根本不是真的与夷为仇。夷来中国贸易，一切皆仰给于内民。如果众心坚一，既不与之交易，又不给其打工，不出三天，不烦一兵，夷人已坐困矣。
第三，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晓事体、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伎俩，早为夷人窥破……说起来雄兵百万，实际却是个乌有先生，没任何益处。
不得不承认，黄恩彤也是清国当时难得清醒者，他反对反入城。问题是他这明白只能处于背后发牢骚的地步，不能说给皇上听。何况此时已经罢兵息战，雨过忘雷，好了伤疤忘了痛，〃剿夷派〃有所抬头，道光帝因为《南京条约》对天朝尊严的伤害耿耿于怀，加上广东反入城斗争的气势导致他认为民心可用，对黄恩彤这样的〃抚夷派〃开始不满，1847年1月借故将黄恩彤的巡抚之职革去，连降三级，以六品顶戴留粤委差，于是，黄恩彤就跟耆英一块儿臭了。
说句老实话，清国的〃抚夷派〃是出力不讨好。〃剿夷派〃高叫着打打打，打又打不过，在前头只管捅娄子、屙裤子。〃抚夷派〃嘀咕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能打非得打，在后头给剿夷派补窟窿擦屁股。前者屙得痛快不说，还能屙出个青史留名；后者擦得不爽不说，最后却给自己擦个遗臭万年。也不知中国的历史咋搞的，思维竟然如此的简单……主战就叫爱国，主和就叫卖国！似乎不明白，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不管主战还是主和，顶多是策略不同，而目标与立场却永远一样：第一，吃皇上的饭，给皇上干，皇上叫和咱就和，皇上叫战咱就战；第二，维持现任政府的稳定，保持现任政府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定，官俸才能维持！
抚夷派当然也不傻，也知道自己出力不讨好，不如站一边学爱国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耆英的心腹……另一个抚夷助手、已革盐运使赵长龄给耆英出主意了：别在广州做钦差了，中外这架势，咱招架不住，运动一下，内调吧。两年期一到，咱已置身事外了。耆英一听，对头，这地方儿不好呆，咱为什么不离开呢？运动谁不会啊，天朝大吏的基本功。
运动的当口，广州民夷还在冲突中。耆英这次老实多了，对于冲突处理得很及时。问题是，他越及时，越是加深广州人民对外夷的仇恨，并减损他本人维持治安的力量。甚至，他越处理，广州民众越给他找事儿。1847年12月，冲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六个英国人前往黄竹歧散步打雀，遭遇村民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中国村民死一人，伤一人，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杀，大部分尸体被切成了碎块。耆英审判结果，当天斩掉四人，另有十一人从斩首到流放呈报给了刑部，等候刑部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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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7）
此事过后，耆英的内调活动终于成功。1848年2月他被道光召回了北京。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夷务，总算安全着陆了，躲离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新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黄烟筒则仍被两人留用。问题是黄烟筒也想躲开了。一者是黄烟筒与这两个二百五上级的夷务理念不同；二则，黄烟筒早就不想干了，适逢其兄病故，遂以侍养双亲为借口，告退回家了。时间是1849年3月。这是大清恶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又一例子。如此体制下，大清能有好吗？
（三）徐广缙与文翰：两个人比赛大话，但是都没大过巴麦尊
徐广缙任上，遇到了英方要求入城的第三位人物：新任驻华公使文翰。1848年3月，文翰到职。几次照会徐广缙，请中国方面派员前往香港商讨第二年4月6日进城事宜。徐广缙回复说：知道耆英为什么跟你们相约两年后进城吗？那是他知道，英人一进城就乱套了，所以，所谓的两年之期，都是他的权宜之计，逗你玩呢。现在的广州民情依然一如既往，没法进啊。徐广缙这么说，也是实话实说。他在广州呆一年了，对于广州的民情及耆英的狼狈离任胸中了然，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他告诉文翰：通商才是本意，进城之事纯属无益。文翰给外相巴麦尊写信，告诉他：现在进城不安全，除非派部队占领广州一段时间，否则广州人民不会服劲儿。而且这样做的代价会使中英贸易暂时停顿。他还提出一建议：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北上，谈判无效的话，就封锁天津和镇江，对清政府施压。在等待巴麦尊回信的当口，他继续与徐广缙周旋。
1849年2月，两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徐广缙说：百姓反对进城。文翰说：那好，我可以派兵帮助你们弹压百姓；还有，这事儿我还可以派兵船跑到天津，询问你们的京师大臣去，或者，开进长江阻运截漕，你看着办吧。徐广缙一看文翰来硬的，就有些怯了，他怕学了林则徐，在广州激起事端，英军沿海北上，那他就成了启衅之罪魁了。于是他答应文翰：进城的事，他可以代奏皇上，遍贴誊黄，以践前约。文翰说：问皇上可以，但是1849年4月1日之前，他要看到皇上的批复。徐广缙只好矛盾上交了，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请皇上〃指授机宜〃吧。3月25日，他接到了皇上的机宜：不妨酌量日期，允英使〃入城一游〃，不过，只准英人暂入，不许常住。问题是，徐广缙这个时候又不打算接受皇上的机宜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听说英夷真的要进城了，广州绅民纷纷动作起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团练、乡勇，城内城外组织起了十万人马，捐款也凑集了数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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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8）
徐广缙一看这阵势，自我忖度：英国必不敢进城了。于是他选择了站在民情这一边，并且希望通过广州反入城领袖之一、在籍绅士许祥光来操纵这股民间力量。3月27日他再次给道光上折，说：看样子，英人进城万不可行。如果咱们拒绝他们入城，不见得边衅立开，但是同意他们入城，国内倒会立起兵端的，因为民情汹涌。他的合作伙伴叶名琛说得更明白：边衅虽然可虑，但是民变更为可虑啊！至于英船扬言北上，则可能是假的，拿大话吓人罢了。
恭喜两位父母官，他们答对了。这时的英方，真的没有北上的意思，文翰真的在拿大话吓人，因为欧洲的1848大革命尚未结束，英国在印度侵吞旁遮普省，远东兵力有限，腾不出手来对中国动武，所以巴麦尊指示文翰：广州不能动武，更不能带兵北上。在适当护送下，进城拜会中方官员，签订一个协议即可。文翰绝对想不到，还有比他更大话的，这就是他的对手，中国钦差徐广缙。鉴于文翰所说的4月1需看到中国皇帝批复的日期来临了，而他3月27日的奏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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