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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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20多个家属掉队了，负贵照管她们的司务长把钱贪污了，她们吃不上饭，不少孩子病了，那司务长还强奸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我们给她们做主。
她们住在柳江边上一个大棚子里，山东的、河南的、河北的，大都是北方人。那个司务长又敬礼、又递烟的，我说你老实说，都干了什么坏事。他一句话没讲完，大家都吵吵上了，有的还上来抓他、挠他。我说不能动手，都坐好，一个个说，有什么说什么。当场就开上控诉会、批斗会了。
我说，他若还不老实，你们就去找我们。我们走了，就去找军管会，军管会很快就会成立了。共产党有政策，会安排你们的生活。你们的丈夫也跑不出中国，当了俘虏会放回来，来找你们，带你们回家。
“八一五”光复后闯关东，见到不少日本女人在街头卖“摩几”（一种食品，将私大米蒸至八九分熟，包上豆沙，上面点个红点）。大都是孤儿寡母，背着孩子，摩几放块木板上，用根绳圣吊在胸前，冲行人一声声叫卖：我的小孩的没饭吃，要生活的，请帮助……
吕村夫老人说：刚到小董好，就见个小女孩坐在路边哭。我们宣传部几个干部下车抱起来，冲路边那些女人问是谁的孩子，喊了几遍没人应。小女孩5岁，爸爸是国民党司机，知道爸爸名字，到南宁我们还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们带她半个多月，给她买洋娃娃，后来交给军管会了。
赵兴元老人说：
进军广西，我们在路上行军，一些老百姓在路边烧香拜佛。有时打仗，枪声那么响，老百姓也不躲避，照样跪在那儿，磕头的，作揖的，闭着眼睛念念有词，那么虔诚。
那是在祈求神灵保佑家人和一方平安，祈祷和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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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解放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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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枪打饱轰，攻城拔寨，四野大军势如破竹。
硝烟散处，就是1949年唱沸神州大地的《解放以的天》。
第二十三章 接收！接收！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中心必须放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进城了。”那时人们见面，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进城了”，不是‘进城走亲戚了”、“进城赶集了”，而是“革命胜利了”、“夺取江山了”。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眠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想想20多年前，毛泽东写的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人们会问汀江在哪儿呀，龙岩、上杭是个什么地方呀？而今，红旗已经跃过黄河、长江、珠江，马上就要飘过琼州海峡了。这世界，正用得上他这年4月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那句：”天翻地班慨而慷。”只是分田分地再忙，那也是轻车熟路的事，这东西南北中到处接收城市，可真把共产党人忙坏了。
一、接收城市真忙
李树基老人说：辽沈战役，打下义县，我就带着一帮人进城了。我是义县城市管制委员会主任。跑到县政府，空了，县太爷什么的都叫部队带走了。赶紧通知，谁抓走的，都送到城管会来。那时有个说法，叫“全盘接收”，就是连人带物全部接收，政府人员都到城管会报到，在城管会领导下各负其责，暂时维持局面。主动来的和非主动来的，政策不一样，主动报到的不按俘虏对待。
那时义县归冀热辽军区管辖，冀热辽派个地方干部班子来接收义县，他们在城外等着，第二天才接上头，交给他们了。我这个城管会主任就当了一天，我们挺高兴。马上要打锦州了，民运部多少事等着我呀，脱不开身就误大事了。
南下过江到咸宁，成立个咸宁办事处，本意是筹粮，什么事都得管。旧政权垮台了，接收干部未到，新政权没建立，你来了，不找你找谁呀？“办事处”、“城管会”、“军管会”，不管挂什么牌子，都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
辽沈战役未打响，锦州呀，沈阳呀，以及周边城市，接收干部就配备好了，一解放就进城接收。平津战役也是一样。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接收有了模样，长沙解放了，又匆匆走马上任去湖南当省委书记。衡宝战役要开打了，临阵调将，13兵团司令程子华在前线接到命令，让他去山西任省委书记。那时真是前方打仗忙，后方接收忙呀。
那时全国一天要解放多少地方，省市县镇区乡，那得多少干部呀。
那时，我们在前边行军打仗，后边就跟着准备接收城市的干部队，叫“南下干部团”，我们打下城市，他们就去接收。我们进军速度太快，他们有时跟不上，就是跟上了，那人手也不够呀！南下一路，特别是过江后，我们军留地方不少人。有的等接收干部到了就回来了，有的就留下了。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连留下几个人，当乡长、镇长或是书记。排长说下回就该轮到你了，我说我一个大字不识，到地方能干什么呀？我就会打仗，就让我扛枪杆吧。
张根生老人，“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离休前为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河北安平县人，22岁就当县委书记。广东解放后，他南下广东，任韶关地委副书记。
老人说：
1949年3月，四野主力还未南下，冀中地区从5个县抽调100多干部，到石家庄学习，准备南下接收城市。到石家庄集中的，还有山西和察哈尔的，男男女女，总共l千多人。后来出名的人物，华国锋是山西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周小舟是察哈尔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俩都到湖南了。赵紫阳也是南下干部，他走得晚，到广东了。
到邯郸火车不通了，就坐汽车、马车、牛车，那路牛车也走不了，就步行。那形势是喜人也急人哪。城市解放了，你还未到，都让部队在那儿忙活，耽误事儿，影响部队南进呀。
胡真一，黑龙江林口县人，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是著名的“八女投江”中8位巾帼英烈的战友。她离休前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辽沈战役时是牡丹江军区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兼直属队指导员。老人中等个头，消瘦健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和邻居唠起来就是浓浓的四川腔了。
老人说：
辽沈战役还没结束，东北局就开始抽调干部，一批批南下接收城市。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大章是头一批，我和他的爱人孙明是第三批。到沈阳第二天，就让我带两个人去接管财政局下属的一家烟厂。
我懂事就抽烟，东北“三大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参加抗联后，打仗也缴获香烟，那时叫“洋烟”，抽不惯。这回，一下子让我管起几百人的“洋烟厂”，还有那么多机器。那之前．我只在家乡见过铁匠炉，打镶刀、斧头、锄头、马掌子，参军后只在抗联密营里见过缝纫机。
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子过。你把他斗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业了吗？
有个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板，跑长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