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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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政府和群众更感动人。那路修得宽宽的，路边墙上都是欢迎四野大军南下的标语，村镇路口、街道两边都是欢迎的人群，还有扭秧歌、送慰问品的。到了宿营地，房子、炕早就收拾好了，就等着你住了。
要说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风沙大，俺们东北人叫“刮黄土”。天气干冷干冷的，到处黄乎乎的，风一刮，满天灰沙迷眼睛，许多人得了沙眼、角膜炎。那年春天风特别大。南方兵说快走，到了江南就好了。果然，越走天越蓝、地越绿，过了长江一点风沙也没有了，那路却更难走了。
翟文清老人说：
从大别山到五指山，一是山多，山地面积占50％以上；二是水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各有数千条支流，湖南、湖北更有“水乡泽国”之称；三是雨多，那年雨水又特别大，过了长江这衣服好像就没干爽过。从武汉出发前，每人发块桐油雨布，两米见方，大都用来包背包了。那时没有塑料布。到了湖南又发个斗笠，戴在头上沉甸甸的，只能遮住少半个身子，打起仗来碍事，轻装扔东西先扔它。
山多没什么，四保临江和四保临江之前，我们就在吉南和辽东山区转了。北方人不识水性，可江河再多也不往山上流，最讨厌的就是这雨多了。身上一天到晚水淋淋、潮乎乎的，北方人什么时候尝过这滋味儿呀？比这滋味儿更头痛、难过的，是脚下那路太难走了。
在东北，下场雨，无论多大，两天工夫地面就干爽了。最难走的是3月底、4月初，一冬的积雪化得南流北淌，东北人叫“烂道”。那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这江南好像就没有不“烂道”的时候。
太阳出来一会儿，就能把人晒得冒油，那空气也闷乎乎的能攥出水来。山里小路，一个连过去就烂得黏糊糊的，或者一跐一滑摔跟头，或者一脚下去没脚面子，你就跟土地爷叫劲去吧。山岳丛林，水网稻田，平地上大都走田埂。当地妇女挑着百多斤担子，在那上面颤颤悠悠地带着小跑，我们这些北方汉子一会儿这个仰八叉，一会儿那个狗吃屎。若是夜行军，天亮了一看，全是泥人了，认不出谁了。
都拄根棍子。“三条腿”稳定性好，又能借力，还能打蛇。发现敌情，追击敌人，棍子扔一地，绊脚、摔跟头。
行军，特别是夜行军，谁脚陷烂泥里了，一下两下没拔起来，寻思喘口气儿再拔吧，那人站那儿就睡着了。在北方，常常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脚下绊着个什么就跌倒了。后面的人跟上来，碰上了也摔倒了。有时一倒就是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与多米诺骨牌不同的是，那骨牌是从最后一个开始向前面倒的，这队列中的人虽然也向前倒，却是从前向后数的。
王志建老人说：
雨天湿地奔了半个月，有时一天就走出30多里路，却比在东北强行军120里还苦还累还遭罪。鞋在烂泥里，拔掉了打赤脚，有时一天喝顿稀粥也照样走，上山下山差不多就是连爬带滚了，那人一个个都弄得没人样了。
宜沙战役后，我们在鄂西追击宋希濂。那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有个什么“四十八道河”，听着就让北方人打怵。后来明白了，就是一条河在山里转来转去。水浅处我们就过河走直道，水深了就跟着那河绕圈子。
开头416团紧跟着我们，后来就没影了，团长说他们在后面“开炮”呢。师炮兵营翻山过河跟不上，一个步兵团帮他们推炮、扛炮，那也没赶上来。
离休前为某军政委的谭顺田老人，当时是40军118师炮兵营教导员。
老人说：
东北交通发达，铁路、公路很多，老百姓称公路为“电道”，形容道路宽阔、平坦，走路像电一样快。马拉炮就跑吧，伴随步兵作战及时到位，从未出过问题。平津地区也行。这江南公路、大路本来就少，桥梁又被破坏，只能走乡间小道。东北乡间道路也走马车、牛车，江南基本就是人行，窄窄的没两个炮轮宽，更闹心的是泥泞不堪，动不动就陷进去了。我们平时就跟不上步兵，爬山过河就更没辙了。
湘赣战役前，过鄂湘赣交界的幕阜山、九宫山，可把炮兵折腾坏了。
幕阜山脉上下100多里，陡处坡度40度左右，一条羊肠小道下边大都是悬崖断壁，一个人、一匹牲口停下，后边队伍就动不了了。白崇禧的广西部队装备轻便，士兵穿大裤衩子，在那种天气、地形下行军作战，好处多着了，不说也明白。广西多山，南方多水田，士兵从小就在山里转，在田埂上遛。南方人喜欢打赤脚，那脚丫子扎煞着，不像穿鞋的北方人，5个脚趾头紧拢着。这些先天的后天的条件，咱们都处于下风。人家那马也都是南方小马，马背还没人肩膀高，灵巧，善爬山，走田埂、小桥挺利索。咱们的北方马个大、有劲，爬山过河走田埂就不行了。日本大洋马、美国大骡子受过正规训练，人走哪它都跟着你，到这种地方也像老牛掉井里了，浑身直哆嗦，心里也是害怕呀。上山时，驭手在前边抓着缰绳往上拉，炮手在后边推屁股；下山时，驭手在前边勒缰绳，炮手在后边拽尾巴。那羊肠小道许多地方是石板路，这个不烂道，人走着挺舒服，可马不行呀。马蹄铁和石头硬碰硬，又有坡度，上山动不动马失前蹄，下山经常坐屁股，一些马腿、屁股上磕得那血呀，看着叫人心疼。再看看前边部队摔下山崖去的那些马，就更难受了。好在我们营还都安全通过了。
开头前边停下了，后边还往上传口令，让“加快速度”。心里都急呀，想赶上部队，跟上步兵。没有炮火支援，步兵打仗伤亡大，吃亏呀。后来除了滚下山崖块石头，能引起一阵惊叫，以为有人马摔下去了，再就没声了。不是不着急了，实在是有气无力了。
上下100里，我们营走了三天多。
有的部队一天只挪动两华里。
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全军“纪录”，但肯定是四野“纪录”了。
闻名天下的八路军的铁脚板，踏进江南的红土地就不大灵了。
和平时期，战争年代，部队讲得最多的就是“战斗力”三个字。那战斗力的成色，不光是枪炮声中冲锋陷阵，还在于平时行军走路。能走才能打。走不动，追不上，那仗还怎么打？
过幕阜山赶上晴天，太阳热辣辣的，那石板路上却泥呀水的——都是汗水呀，人和马的汗水。
过了江，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大家就盼个晴天。太阳照到头上了才明白，咱北方人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太阳了。
二、正负40度——“东北虎”之十
野司：
今十二时气温室外（阳光下）四三度室内三二度。
十二兵团
二十八日十二时
野司：
今午摄氏四六度。
十五兵团
二十六日
野司：
今日长沙气温四十二度。
解潘①
十二日
以上都是四野部队江南休整期间的电报。
而在此前，各军、兵团雪片样飞向四野司令部的，则是“热死人”的电报。
1949年7月16日，“林邓肖赵”在给军委的《可否将长裤改短裤》的电报中，开篇就是“因南方死热……”
7月23日，林彪、邓子恢、肖克等人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有这样3段：
一、38军7天内发病3400名，其中疟疾占百分之五十。39军行军中，一天即中暑500余人，又在5天内仅疟疾病员即发生645人。
二、15兵团（主要43军）现有病员万余名，仅4日至13日的9天中，即减员4536名，其中热死25名。48军161师3天中发生病员800余。43军 127师15天的行动中，非战斗减员为1839名。有不少连病送医院占二分之一。以上均系零星反映材料，实际不止此数。21日41军渡江南下，据称沿途皆是病员（多系中暑）。
三、4兵团此次行动以来，热病7000余人，马百余匹。
翟文清老人说：
我们2月下旬从平津南下时，天还挺冷，越走天越暖，大家挺高兴。4月1日打下信阳，天就挺热了，追击敌人时有人昏倒了，也没在意。在东北，大冷的天追击敌人，也有累吐血的、昏倒的，但谁也没想到，也根本不明白中暑是怎么回事。
41军7月下旬进武汉，正是热的时候，毫无防暑准备。之前在乡下行军，走不动了可以拄根棍子，也不讲究军容风纪，跟上队伍就行。这回进城了，烈日当头，全副武装，队伍整齐，不解风纪扣，也不准到路边茶水站喝水，那队形不就乱了吗？那是支好部队啊，和我们40军是南满的老战友。武汉有句话：“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那平光光的大马路也真的难走了，几百人中暑，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我们是5月中旬进的武汉，没感受到这座大火炉的威力。7月上旬从武汉南下，开始湘赣战役时，可就不行了。
头上大太阳，脚下烂泥地，又潮又热又闷。咱北方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闷乎乎的湿热劲儿，浑身毛孔都像嘴巴大张着，一会儿就不行了。那时也不知气温多少度，估摸低时也不下25度，最高时能有40度，那烂泥都热乎乎的烫脚。东北中午那太阳也够毒的，晚上就凉快多了，江南那地方昼夜温差小，几乎就是那么一股劲儿。那时就盼着下场雨，那雨也热乎乎的，可总比太阳下火凉快呀。
有人晃晃悠悠的，那就是不行了，赶紧上前扶住。慢了或是没看到，那人就倒了。中暑的人头昏、恶心、胸闷，喘不上气儿，重的会高烧40多度，手脚抽筋，嘴冒白沫子。赶紧抬到路边树阴下，脱下帽子，解开衣扣，有水赶紧灌几口，再往头脸身上泼一些，拿帽子、用衣襟使劲扇乎，还掐人中，掐虎口。
41军进武汉，群众夹道欢迎。中暑有医院，老百姓也明白。我们知道个什么呀？连“中暑”两个字都没听说过。翻越九岭山脉时，几十里无人烟，全靠自己这点办法在那儿折腾。当时上级传达文件，称中暑为“日射病”。反正我们知道那人就是热的，“热昏了”，“热死了”。有时这边还没折腾完，那边又有人不行了。过去在北方也讲“热死人”，那就是个形容词，没想到这回真的热死人了。
我那个连热死两个战士——那时我已到营里代理副教导员了。
中暑的，热死的，几乎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最多。东北人本来就多，一个连少说也有一半左右。东北人身高体壮，到江南就不大行了，水土不服，不抗热。
一些部队过江不久就断盐了。后边的运不上来，当地的都被敌人撤退时搜刮走了。44军132师39团，半个多月没沾盐星儿。饭菜没盐什么味儿不用说了，天热出汗多，没盐分补充，那对中暑不是雪上加霜吗？
当地老百姓看着我们直摇头，说：三国曹操那时候，七八月也不发兵呀！
离休前为某部政委的张旭初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39团1营教导员。
老人说：
程潜、陈明仁起义后，有几万人叛变南逃，我们师从安化向宝庆追击。在新化这边，团里通信员骑个单车（自行车），来我们营送信。到我和营长跟前，一脚刚踏到地上，那人就栽倒了，口吐白沫，一会儿就不行了。我们以为是累的，哪是呀，中暑。
官勇老人说：
湘赣战役，我们追到江西万家堡，接到命令奔湖南。天亮了，又接到命令回江西，就是跑，一天跑死18个，都是中暑，都是北方人。口吐白沫，脸上肌肉抽搐，像笑似的。
王志建老人说：
宜沙战役还没过江，就有中暑的了。开头扶着架着还想带走，后来越来越多弄不过来了，再说那是追歼战，时间耽误不得。都是新区，没有地方政府，许多地方周围还没有人家、村庄。就把中暑的人抬到路边树阴下，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一堆，尽量集中些，在那儿躺着，把姓名、部队番号写张纸上，放在背包上，等后边部队收容。
从远安西边到宜昌，过江后从松滋到宜都、枝江，一路都是这么处理的。兄弟部队也大都是这样。
李洪奎老人说：
从平津南下后，我调到团政治处当主任，湘赣战役期间负责收容。
收容队的几辆大车，开头一多半闲着，越走“乘客”越多，后来增加到十几辆也不够用了。就动员病轻的、恢复得快的，下车走，轮换着慢慢走。一说，能动弹的都要下车，那时那人自觉呀。
路边那人多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有的好些了，坐起来，见我们来了，老远就晃晃悠悠站起来。有的还昏昏沉沉的，有的迷迷糊糊爬进树林子里，爬出十几米、几十米。林子密，不透光，凉快呀。背包都在路边放着，有背包就有人，就得找到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倒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这就危险了，首先救助这种人。
过九岭山时，收容了1千多人，就是说全团近一半人进了收容队。热死5个战士，就地掩埋了。
滇军60军闯关东，冻得哆哆嗦嗦拉不开大栓。我们下江南，热得昏头昏脑成了这般模样。
赵兴元老人说：
打攸县，连打带追，我们营一天热死两个。打电话向团里报告，作训股长说全团热死8个。
当年四野南下那滋味儿，没法说。咱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到了南方酷热难耐，正负40度，那不像把人一下子从冰窟窿里弄到热炕头上了吗？那时候我们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就在太阳地里急行军、强行军，追击敌人。
那时干部有两怕：一怕把部队热垮了；二怕赶不到位置，放跑了敌人。
刚到东北时，则是怕把部队冻垮了。
一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我是指导员兼连长。零下40来度，大雪没膝，深处及腰，树皮都冻裂了，咔吧咔吧直响。全连100多人，就一个卫生员没有冻伤，截肢 7个。一脱鞋掉层皮，有的小脚趾头都掉鞋里了。我的两个脚后跟冻坏了，缓过来后，一按，里边呼嘎呼嘎的，那肉都烂成汤了。
张仲先老人说：
也是小荒沟战斗，我们营冲到山坡上被压住了，在敌火下趴了20多分钟。就这么个工夫，近一半人冻伤了。冻伤比枪伤还讨厌，往周围蔓延，烂，不好治，治好了稍微冻着还犯。
赵兴元老人说：
两年后的文家台战斗，那天更冷，沈阳造、汉阳造、美国造、捷克式、歪把子都打不响了，冻住了，就加拿大机枪还嘎嘎叫，冻伤却很少。一是穿戴装备得比刚到东北时好了，二是逐渐地对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