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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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历来是是非之地，尤其在女皇身边工作。对武则天执政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武氏临朝，尤其是改国号为周、新政权启动的前后一段时间，杀人无数。周兴、来俊臣等一批酷吏八面威风，中书令裴炎、大将程务挺、揭竿而起的李敬业等人纷纷被戮，“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当权者觉得还不过瘾，遂向李唐宗室开刀，“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陆陆续续的大规模屠杀之后，武则天终于“成功”易号。处于这样的环境里，上官婉儿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很快，聪明过人的上官婉儿就适应了这种非常状态的生活方式。临朝不慌，遇事不乱，她的从容优雅，恰是宫殿上缓解紧张气氛的一道亮丽风景。批文拟诏，无数个夜晚，有谁知道，一个裙裾飘飘的蛾眉女子，坐在案前，目览奏折，奋笔疾书，掌管经国大事。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朱笔轻轻落下，风云生于天下。一只丑小鸭，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屡经曲折，变成了一只展翅翱翔、穿云沐雨、搏击长空的白天鹅。
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灞川。
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
——上官婉儿《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
饱读诗书，博览古今，使上官婉儿可以在一次次群贤毕至的诗会上，挥笔而就，清声吟诵。正是在她的倡议之下，开辟了昭文馆，招徕天下饱学文士，吟诗作赋，蔚然成风。而且，她的评判，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就连沈佺期、宋之问等一流诗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没用多长时间，上官婉儿就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资深的政客，且“深被信任”，“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大唐初期，一度是武则天为首的女权主宰时代。《新唐书》中载，永昌元年，朗州和松州两地“雌鸡化为雄”。这个风云世界里涌现出一批风云女子，诸如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一个个都是令须眉为之心惊胆战的人物。武则天的示范作用，迅速培养了一支女权主义的崇拜力量，就连安乐公主也吵着要封为皇太女，希望将来可以像武后一样登基。宫廷女子的参与，使权力的角逐更加激荡变幻，扑朔迷离。上官婉儿成长于这个特定时期，处于权力的核心层，又是各派极力争取的对象，也就注定了她令人担忧的命运。由于武则天和随后的唐中宗的信任与宠爱，加之她又八面玲珑，权力欲望被一点点地激活，迅速推向极致。她在宫外建造了豪华的别墅，甚至可以不经中书省推荐而随意封官赏职，当日夜允，而次日文发。“两朝专美，一日万机”，有二十多年宫廷生涯的她，俨然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
参与权力的角逐毕竟是危险的，致命的。权力如烈药，服之用之，必须慎而又慎。上官婉儿常年疲惫不堪地周旋于皇上、皇后、太子、公主、大臣之间，随着武则天的年老体弱，人到中年的上官婉儿，开始遇到越来越激烈的政治危机。继位的唐中宗给予她的信任远远超出了想象。于是，上官婉儿愈加骄纵，情乱后宫。虽然与情人崔湜的越轨，并没有遭到责罚，但与武则天的内侄、宰相武三思的私通，就不单纯是私人情感世界的事了，她甚至在诏书中常常逾越理智的界限，流露出排李氏、崇武氏的苗头。她的老娘舅曾经谆谆告诫，与武三思、与武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来老李家总归是要算旧账的，她的母亲也提醒过她，可惜上官婉儿已然身陷迷宫，没有听得进去。这个一直有危机感的聪明女子，如菟丝子一般，总想寻找和依赖于强大的力量作为依托，保护自己，而在当时，武三思确也成了她手中的一张重要王牌。借助于皇帝的信任与机警，她在太子李重俊发动的一次政变中（武三思父子被杀，太子追索上官婉儿）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她曾一次次在政治的旋涡里游刃有余。但是，当胸济天下、志在必得的李隆基率兵进宫时，所有的陈述与申辩都无济于事了。随着韦后等人的丧命，上官婉儿所有的庇护伞都荡然无存了。除了引颈就戮，她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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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上官婉儿： 摇笔风云生（2）
钢刀之下，上官婉儿的死，结束了一个女性强权的风云时代。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时隔不久，他便令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集二十卷，并且令宰相张说亲为作序，以示褒奖文学贡献。这是很少有的举动，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唐玄宗对于文学的尊崇态度和不露痕迹的高明手腕，二是上官婉儿的确文重一时。又过数十年，一个叫吕温的才子，写下了关于上官婉儿的诗意回忆：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
…………
吟披啸卷终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
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
…………
——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
今天看来，上官婉儿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文学上的主持风雅。她利用政治上的影响，以及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为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图，修馆纳士，封官拜爵，对于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者皆有可观，婉儿力也”，这样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上官婉儿的文学功绩。在那个血雨腥风、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上官婉儿竭力为文学创塑了大量的典型，俨然诗坛领袖，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饱识之士。作为诗歌评判者，上官婉儿也自觉地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她那清新婉丽、抒发性灵的诗风，在其祖父“上官体”雕琢痕迹过重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的审美突破和文化指向，为唐诗的前行增色不少，可以这么说，在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两度文化繁荣的中间，上官婉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盛世文化开拓者。她以一副柔弱的肩膀，默默付出，几十年的努力与坚持，其功可表。
权且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女子，成长于一个危险的环境，跟随了一个危险的人物，处于一个危险的时期，命运让人悲叹。但上官婉儿以一个诗人的名义许下的“太平辞藻盛”的愿望，在不久的后来，很快实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群贤共舞的美好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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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王梵志： 白话警世人（1）
王梵志：白话警世人
寻找王梵志，是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为了寻找到王梵志，颇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周折。
事情还得从晚清年间说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掌管敦煌莫高窟中无法估量的文物宝藏。某一年，手中拮据，恰巧来了一批探险家，穷苦经年的王道士一下子被大把的票子折服，他热情地打开石室，将不可计数的经书画卷贡献出来，极其廉价、毫不心疼地批发给斯坦因等人。而这里面，就有王梵志的诗卷。王道士个人致富的愿望立即实现了！他用这笔意外之财，换取了大量的柴米油盐，添置了新衣裳，过上了愉快幸福的生活。
王道士去世的若干年后，中国学者刘半农先生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埋头抄录了一卷王梵志的诗集，加之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使得一位尘封多年的诗人，以及他的三百多首诗，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的复原，有时是一件痛苦而且艰难的事情。刘半农先生的善举，为中国诗界赢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王梵志的白话诗，也得以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从唐到宋，到元，到明，再到清，年代久远，王梵志的声音逐渐微弱。除了传播和流通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具有时代性，有时还需要有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为之宣讲增色。王梵志的诗曾一度失传，导致今人对于他知之不多。而在千年之前的唐代，王梵志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白话诗僧，“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来客即与谈”，也许随便走进一个普通人家，都可以在墙角案头无意中看到他的诗；或者在几位老叟的谈话中，不经意地听到他们对王梵志诗句的引用，以教育身边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其诗歌流行的程度，不亚于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的小说。在出版业不发达的唐代，这样的诗歌流传，大多靠一些信徒和爱好者的不倦抄写和众口相传。
作为唐初的白话诗僧，王梵志的诗文是独一无二的：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王梵志《他人骑大马》
乍一看，不像诗，形式上，又确有诗歌的影子。细细品味，其内里蕴藏着许多的道理。骑马人、跨驴者与担柴汉，三者的生活情境各不相同，而王梵志借此想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比，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安于现状，寻求自我的心理平衡，才是更为重要的。这样的诗，读起来能叫人会心一笑，若有所悟。
王梵志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后来参透世态，遁入佛门，所以诗如偈语，多是些劝善戒恶的小诗。佛家讲究的是普度众生。王梵志作为一个宗教领域的传道者，他的诗，面向基层民众，适用于芸芸众生，常常是以诗解惑，以诗布道。诸如“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这类警言妙语，在他的诗中俯拾即是。人有善心是高尚的，但如果能够自觉地传播善心，弘扬善心，则尤其难能可贵。王梵志的诗在民间流传甚广，恰是因为其诗通俗易懂，及他的一颗大善之心。王梵志采取了直白的形式，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将深刻的哲理，包藏在浅显的文句里。白话即实话。也许王梵志希望的，正是以白话诗来点拨世人，迷途知返。
除此之外，王梵志的诗里，更多地传递了一种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感悟。或者说，他在那些劝诫诗里，放了辣味，乃至黑色幽默。“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他在局外冷眼旁观，用语简短，寥寥数句，将一群不孝子孙各自心怀鬼胎的样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好一句“哭人尽是分钱人”！我小时候在乡间居住，也常看到老人病故归天，治丧期间，兄弟妯娌们为了争财、供饭，闹成一团，有的大打出手。很难说清那些号哭的声音里，是不是藏了分钱不多的担心。王梵志的诗，到了如今，也还有现实的警世意义在里面。
大实话入诗，没有遮遮掩掩，褪了华美的外衣，袒露原来的真相，更能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他有一首诗，写一个爱钱如命的妻子，在丈夫有钱时，脱衣叠袄，笑语侍奉，如小鸟依人，一旦丈夫无钱落魄之时，则背里朝内，冷若冰霜，脸色难看，让人既好气又好笑，可谓是入木三分。将文学理想与世相百态结合，王梵志笔下的诗歌便鲜活起来，像一枚刺，轻轻一扎，脓包里的坏水便流将出来。
“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担行”，“富者办棺木，贫穷席裹角”。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良知者，王梵志并不回避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他用大白话辛辣地揭露并鞭挞。在《富饶田舍儿》与《贫穷田舍汉》里，他将贫富两者之间的差距揭露得淋漓尽致，富贵之家，肥马满厩，官府追役，饮食款待，“纵有重科差，有钱不怕你”。而对于贫寒人家，却是忙碌一日，无米无柴，衣衫褴褛罢了，又逢里正驱遣，“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如此贫富写实，世态白描，王梵志实在是唐初第一人。
从文学色彩的角度讲，较之唐初的宫廷诗人，王梵志的诗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他的笔下，尽是俗语俚词，直说不隐，不守经典，然而也确是“其言虽鄙，其理归真”。王梵志的诗，体现了佛家的悲悯，像一粒种子，播撒开来，在更稠的人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盛唐时期的王维曾经写过一首《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并且郑重地注明“梵志体”，可见王梵志的诗歌影响力量。后来的六祖慧能，也从梵志诗中得到领悟，作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偈语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最欣赏王梵志的，是他豁达而朴素的生死观。对于生死的态度，是平常人难以超越的心理极限。王梵志从宗教的角度，发出了关于生死的大讨论，并且在诗中将生死与贫富、得失等放在了明显的位置加以阐明。“有生皆有灭，有始皆有终”，“我身若是我，死活应自由”，“千年与一年，终同一日活”……王梵志不讳言死，不下数十次谈到这个常人敏感的字眼，大有视死如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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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王梵志： 白话警世人（2）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道姑妙玉在论诗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终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说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作品。而这为妙玉称道的佳句，究其根源，却自受王梵志的两首小诗而作。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王梵志《世无百年人》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王梵志《城外土馒头》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