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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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想要粉碎旧世界的秩序，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即便和邹容一起被监禁、坐牢受迫害也仍丝毫不动摇。这一个时期的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很大，革命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反而因为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不断论战的关系，促使他去读更多的书，对各种问题进行更深刻的钻研。在辛亥革命前，他主笔《民报》，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使其成为革命政论家。在《民报》被迫停刊，他专门从事讲学工作以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学术，对许多学术问题的看法逐渐系统化起来。但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其两面性。他有许多成就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而他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特别是一些充满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学术编著，是我们应当予以批判的。从武昌起义到护法战争的六年多当中，章太炎虽然因为头脑里的思想在作怪，说过一些糊涂话，做过一些糊涂事，但是他从帮助袁世凯转变到与袁世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反对孙中山转变到再度与孙中山合作，因此我们还不能断然地说他逆革命之道而行事。他像一个不会划船的人一样，虽然不断地在水中打圈圈，但是他的主观愿望是想要随着潮流前进的。然而，在护法战争失败后的短短几年当中，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WB 又一次走向了反动。但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他又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止。 章太炎的一生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们知道了一个来自旧社会的革命者想要紧紧地跟上时代的脚步是不容易的，必须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跟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才行，不然的话，干革命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旧思想的影响会把人推拥到革命的反面去，即使是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革命家，也会转化成为时代的绊脚石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章太炎旧学的深厚，新学上的独特思考和体会以及他立足于社会实践去探索、思考、创新，从而体现出时代的精神，成为时代的镜子，为推动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真知灼见。章太炎站在社会巨变的浪潮前列，卓尔成为大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章太炎在众多的领域内作出了突出的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对推动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适应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 这里借用鲁迅的话概括章太炎的一生是最为公允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35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评点周扬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也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佰），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摘自《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46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 想看书来
周扬小传（1）
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长沙读中学时期，他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酷爱新文学，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书刊，并开始文学创作。中学毕业后，周扬来到上海，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其间，他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积极投身于爱国革命活动，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散发传单，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组织进步学生演讲会，探讨科学救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年青的周扬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大学毕业的周扬，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踏上去日本寻找党组织的旅程。在日本期间，周扬除了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研读了大量的亚、欧、南美等外国文艺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俄国、苏联文学。由于他在日本呆的时间不长，周扬没有进入日本大学学习，但他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当时日本左翼文化运动正处兴盛时期，普罗文学影响极大。其间，周扬还因参加左翼运动曾被昌方警察逮捕，后被人保释出狱，1930年回国。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疯狂破坏和摧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并逐渐出现了农村革命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文化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局面。当时，早期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一批进步作家、学者陆续汇集上海。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身参加或目睹了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北伐革命战争，目击了“四一二”大屠杀，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假革命、真反动的嘴脸。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使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当时上海的两个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仁都一致为倡导和建设革命文学不遗余力。他们以所属刊物《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为阵地，从1928年1月起，一齐吹响革命文学的号角。 1930年3月2日，在鲁迅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同仁的积极筹备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著名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主要为太阳社、创造社成员。会议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等7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了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纲领。纲领中提出了一个革命作家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扫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它庄严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大会上，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建设的许多关键问题和其建设宗旨。左联成立之初成员有5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近300人。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先后建立左联小组，北平和日本还成立了左联分盟。从此，左翼文###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它在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犹如鼓舞人心的号角，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也使它很快成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动。左联成立不久，周扬即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进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 1931年至1932年，在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他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严正立场，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从理论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鼓吹“创作自由”的虚伪性。他说：“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莲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文学观。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仍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柯伦泰（苏）的《伟大的恋爱》、顾米列夫斯基（苏）的《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美）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库尼兹（美）的《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他在1933年4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批判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并针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的缺点，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观点。随后，在与胡风就文学创作的典型问题展开的论争中，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阐述典型与个性的依存关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扬小传（2）
“左联“时期，正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左联”的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采取查禁进步书刊、封闭或捣毁书店的办法，禁止左翼文学的传播，一边采取逮捕、暗杀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举围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周扬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那时，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主要靠稿费来维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后来，他的夫人苏灵扬在一篇回忆文中曾说道这段生活：“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没有筹集到送苏灵扬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人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提倡“国防文学”，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上。周扬的这篇檄文，是一篇抗日文学的宣言书，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和投枪，在一片火热的激情世界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再一次给不同阶层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进的目标。“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得到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许多有着不同艺术爱好和人生信仰的作家，由宣言而行动，都一致地表现了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决心。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缺陷，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由此，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就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尖锐争论。周扬还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1936年10月，这场争论的结果，促成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代表文艺界各种派别的21人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左翼文艺界经过论争统一了认识和思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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