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说天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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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
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